我的家乡是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粘性黄土很适宜红薯的生长。“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是改革开放前家乡生活的真实写照。

      听老人们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自漯河逃荒要饭的母女俩走到我们村上，家族掌门的老七爷上前劝说道：“我们这里长年烧的是红薯秧，喝的是红薯汤，顿顿还有红薯叶就吃哩！”。那年轻女子禁不住红薯的诱惑，就留下嫁给了我家本族的光棍三爷成了我的三奶奶。六十年代末的文革时期，父亲的同事被关起来饿了三天三夜，就在一天夜里的后半夜，父亲偷偷从窗户塞给他两块蒸红薯，这位叔叔后来平反当了领导，对父亲此举念念不忘，成了患难与共的生死挚交，至到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相继去世。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红薯则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小时候，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可以说顿顿离不开红薯，红薯面儿、红薯泥儿、黑桃A（红薯面窝头）等，吃得令人生厌。处于生长期旺盛的孩子们，红薯似乎已基本满足了他们的营养，只是他们口馋，白面馍是他们脑海里孜孜以求的奢望。大人们对这种红薯管饱的生活似乎很满足，只是变着法儿发明了红薯的许多吃法。其中红薯面加水成团，经过装有螺旋轴的机器挤出来的细面条，名曰“钢丝面”，可以说是当时红薯的最高级吃法。记得我八岁生日那天午饭，哥、姐的碗里是红薯面稀汤，母亲特意给我“捞”了一碗钢丝面，我还下意识地用筷子高高地把面挑起，在一家人面前很得意地吃了起来。过了很多次生日，只有这一次吃钢丝面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除当时特有的幸福优越感之外，后来得知这种钢丝面还夺去了一条人命。那是炎炎夏日，邻村有人将钢丝面用凉水“拔”后，连吃三碗，可能是贪多，引起胃部出血而亡。

      现在生活好了，当年人的主食，现在老“猪”们都不吃了，猪吃的是配比科学的配方饲料。

      “当惊世界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预言真准，就红薯而言，营养专家们认为是益于人们健康的绿色食品，但已不是餐桌上的主粮了。经历过“红薯岁月”的我每当看到超市货架上一袋袋包装精美的红薯面、街头美女们手捧烤红薯娇滴滴的样子，也即兴称二斤红薯，意在尝鲜，回家煮罢一吃，还是老样儿，对于我来说一点也“鲜”不起来，只是价格快撵上“高贵”的苹果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