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潭文学
追忆内乡初中（连载第四章）
追忆内乡初中（连载第四章）
发布时间：2013-06-09
第四章
又是一年春来到。
四季更替是自然规律，但我国的面积太大，不同的地方气候迥异。郁达夫认为南方的秋天“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是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北方的秋意固然浓厚，但春天就来的晚了。常常到了阳历三月中旬，太阳才露出温暖的笑脸。清明还能感受到寒意，而五一就有夏天的味道了。明媚的春光一带而过，让人来不及回味。
也只有在中原，特别是秦淮一代，才是真正的四季分明。立冬是冬天的开始，打春时节已经是春光和煦了。正月初八开学，河边的柳树枝头已经泛起浓浓的绿意。随着惊蛰一声春雷，展着花翅膀的春姑娘遍布村头的树丛。
新学期最令我们欣喜的变化，是校园里冒出十几座新乒乓球台。
作为邓亚萍与刘国梁的故乡，河南有着浓厚的民间乒乓球氛围，几乎每个城镇都有打乒乓球的人群。乒乓球运动投入少，一副廉价球拍只要几元钱;不需要太多人参与，两个人就能对垒厮杀，唯一麻烦的是标准球台太少，大家只好各想办法，通常是四张桌子一并就凑合一个球台。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打乒乓球，为找球台历尽千辛万苦。那时候内乡县城的室外球台不多，高中、师范都有几个，但那里打球的人更多，而且离我家也太远。东关的球台有百货公司大院里的一个，水利局大院一个，这两个地方也是我周日最频繁的去处。后来服装厂，文化馆都建过乒乓球台，但使用时间似乎都不长。
乒乓球高手也很受大家的崇拜。那时候东关最有名的高手是杜瑜，他用直拍却善于反手抽杀，动作飘逸令人神往。另一位高手是家住县医院后面的梁超伦，我当时觉得看他俩打球通常要比自己亲手实践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由于僧多粥少，过于稀缺的球台成为制约乒乓球迷水平进步的瓶颈。我在学会打球的两年里，甚至从没能打过21分一局的比赛。通常的赛制是“考试六分制”。
所谓“考试”，就是每次比赛擂主为“考官”，攻擂着为“考生”，第一个球“考生”必须赢下来，否则立即失去本轮打球资格。如果“考上”了，才能和擂主进行六分制的争夺。在最初的菜鸟时代，我通常是刚把球发过去就被擂主扣死，等一个上午也就是练几次发球。
比赛的发球规则也很有意思，除了第一个球由攻擂者发外，以后每次都是输者发球。这意味着我只要“考上”，就有机会练习六次发球。但有时候会遇上更为严酷的“三光”规定，即如果比分拉大到三个分，落后的一方即判输掉比赛。由于作为“考试”的一个球也被计入比分，因此攻擂者不可能0：3落后，但1：4 或2：5是常有的。这样菜鸟打球的底线是“赢三个球，避免被三光”。
“考试”的时候，还有“自杀球三合一”的说法，即攻擂者考试时如果一发失误并双发失误，还有第三次发球机会。据说这是为了鼓励新手在考试时尽量的发出擦边球以赢得打球的机会。但这里也有陷阱：平时发球擦网是无效的，但考试时发球擦网也占用一次“三合一”的机会。也就是说考试时连发两个擦网球，再自杀一次就算考试失败。这项规定看似不合理，但其的解释是：考试自杀球三合一实际上造就了擂主的精神紧张，而擦网球同样的达到了使擂主神经紧张的效果。对于菜鸟们来说，充分的利用规则能得到更多的打球机会。
比赛的擂主在通常情况下总是高手，菜鸟在考试时更显得狼狈不堪。也许是为了照顾那些总“考不上”的新手，有时大家会打名叫“挑大将”的团体比赛。
“挑大将”通常是6～10个人游戏，首先上场的两人是“元帅”，他们在其余的人中挑选自己的“大将，二将，三将...”直到把所有的人挑完，这样参与者都将自动进入两个阵营。但不同的级别输球的个数是差别的。通常元帅10个球，大将8个，二将6个...级别越低，能输的球反而越少。
首先是双方大将对垒，一方大将输8个球就下，二将接替。而每个人的输球数是累计的，一般双方“大将”的水平相当，如果一方大将以8：6战胜对手，当对方二将上场时自己再输两个球就必须下场。双方的兵将都打过，最后才是元帅上场。元帅水平既高，手里的球又最多，因此到最后总是两位元帅的对决。如果一方取胜，则这方的元帅保留职位，大将升格为元帅，两位元帅再进行下一轮挑选。
“挑大将”能保证新手每轮都有打球的机会，但赛制显然仍不公平，拼力厮杀的最好结果也就是己方胜出，大将升格为元帅，而自己却仍要接受被挑为三将甚至四将的命运。实力决定话语权，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
乒乓球有单打、双打，但你见过单人和双人对垒的比赛吗？“元帅将军士兵”就是一种。
这种游戏形式通常是比赛之余的调剂。单人的一方是“元帅”，双人的一方“将军”站右手位，士兵站左手位，由将军发球，双人一方必须轮流击球，因此在竞技规则上处于下风。
除了轮流击球的困难，双人的一方在竞技心态上有更大的不利。将军和士兵并没有绝对的共同利益，反而在双人方输球时，要实行“问责制”，即追究这个球是谁输掉的。如果是将军输掉的，则士兵升为将军，将军降为士兵。如果是士兵输掉的，则士兵下，由下一个游戏者来当士兵。因此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旦双人方处于下风，将军和士兵争相把球挑高，期望元帅一板子打死，这样伙伴接不住，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这种以邻为壑的打法，在团体比赛中实在少见。
将军士兵一方好不容易赢一球，下一个球则由元帅发球，将军接发球。如果将军士兵还能再赢下来，则将军升为元帅，士兵升为将军，元帅降成士兵。再开始下一轮游戏。
体育比赛注重拼搏，而团体比赛更重视队友之间的信任和配合。“元帅将军士兵”的比赛不但需要和对手较量，还要与队友算计。这大概也算是这种游戏的独特魅力吧？
乒乓球运动立即在完中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原来有基础的自不必说，从来没接触过乒乓球的同学也很自然的参与其中，成了最新的一批菜鸟。其中也涌现出不少乒乓球天才，包括我们班的郑征和俩头张勇。
不管怎么看，郑征都不象是一块运动的料。他平时走路上身习惯前倾，快走起来尤其显得笨拙，某些关节略似机器人。但也就是这个郑征，在我们的鼓动下拿起球拍，学会乒乓球规则，然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迅速超过大家，成为班里数一数二的乒乓球高手。
我不知道如果郑征从小就接受乒乓球培训，是否有机会成为国手，但他确实有非凡的乒乓智商。他用一星期时间学会了熟练的推挡，然后我给他讲旋转球的要领，他似乎是瞬间掌握。然后我又给他演示了提拉技术，他很快就能拉出质量比我高得多的球，至此我已经不能再教他了。郑征也不再满足和我们班的同学较量，他常到大殿后面的乒乓球台上会展全校高手。
郑征的进步速度令我们这些老手汗颜。靳东浩在对郑征屡战屡败后，只能在语言上贬低他：“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你这样露相，算不上高手！”
和郑征一样，俩头张勇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不会发球迅速成长为威风八面的高手。据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双手还藏在抽斗里模拟击球动作，果然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每学期结束，完中照例要评选三好学生，然后在下一学期进行表彰。
三好学生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实际上主要是看学习成绩。每个班大约有十多个名额，班主任把学习成绩前25名的名单写在黑板上，同学们投票选举，公开唱票，因此一般情况下反映了同学们的意愿。班主任手里还有一个优秀团员的名额，记忆中我在完中几乎每次都被评为“三好”，唯一的一次落选，正是陈老师把优秀团员给我了。只是奖品太少，一张奖状一个作业本而已。
但完中的三好学生评选根本不顾及体育成绩。否则，如果我这样体育屡次不及格的学生，被评为“三好”也许还能说的过去的话，任大乐也能过关就太不可思议了。
表彰大会照例在文庙大殿前举行，结束前各班一等三好生要到台上合影。原来三好学生也是分档次的，每班报上去的三好生也分为一二三等，一等三好生大约四十位，汇聚了全年级的精英。第一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四班的任大乐，他的出现立即引起全场的一片惊呼。
任大乐学习成绩很好，但没有人相信他能通过体育考试。因为虽然已经上初二，但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左右，比我们这些身材较矮的同学还要低出一个头。有人以为他年龄偏小，其实他和我同岁，他的弟弟已经比他高不少。无疑，他是一位侏儒症患者。
在学初中生物的时候，有人分不清“呆小症”和“侏儒症”的区别，但这对我们那届学生来说绝对不是问题。任大乐的成绩说明了他一点也不“呆”，事实上，他的心智发育都很成熟，撇开身高不提，他的各方面似乎都比所有人都正常。
一年后任大乐应届考入了高中，按他的成绩肯定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但不知他的求学过程是否受到身高的不利影响。但我想即使遇到挫折，他也一定能有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一切困难。常遍世间苦趣，也是人生大乐。
开学不久，元宵节便到了。
元宵节在中原一带很受重视，家家都要包饺子，十五晚上十六一早都要放炮，和春节的规格一模一样。有的人家还会在十五前后走亲戚。当然，元宵节一过，年也就彻底过完了。
内乡县每年都会在元宵节举办“灯展一条街”的活动，通常是在东关大街，从县衙门口一直摆到花园。除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外，县里的各大工厂也会派出宣传车，在出自己的模拟产品里面放上光源，成为颇有生活情趣的大灯笼。机械厂的“打麦机”轰鸣，造纸厂的“造纸机”下出现一叠叠纸张。还有那一排排的走马灯、关刀灯、莲花灯、十二生肖灯...每每令观灯的市民流连忘返。
这一年完中也要求每个班献出六盏花灯装点校园，并要进行评比。我们班则把任务转给了各小组，每组落实一盏。我们组的组长刘生君本来计划每人交三块钱买一盏花灯算了，但我回家和家人一商量，妈妈决定自己动手做一盏更具特色的。组里的人也都很赞成，刘生君就把收上的钱给了我。
我把钱拿回家交给妈妈，爸爸妈妈相视而笑。然后爸爸坐下给我讲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说做灯笼是为小组，为班级做贡献，不能收同学们的钱。我想也有道理，第二天便把钱还给了同学们，我妈妈也苦心孤诣的做出一盏既传统又新颖的大红灯笼。
展出和评比我们却不能参与其中，但妈妈做的灯笼还是得奖了。奖品大概是点钱，因为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刘生君已经把奖金全部用来买了一批瓜子，在全班分发。
就在大家兴致勃勃的嗑瓜子的时候，我很是愤怒，为了这件事，我和刘生君彻底闹翻了。刘生君大概也想想我解释点什么，但我不愿意接受。以后的日子，虽然他还是我的组长，但我们几乎从不来往。
十多年后再度回首，也觉得当年的意气颇为可笑。刘生君的做法也许值得商榷，但并没有什么错误。我自愿贡献出灯笼，而获奖是小组的事，他作为组长是有权处理奖金的。但我当时就是想不通。呵呵
初中毕业后刘生君并没有应届考入内乡高中，但他最终还是顽强的考上了大学，现在郑州工作。我们班的同学上同学录的很少，常能见到的只有我和马瑞恒，刘生君三人。度尽劫波兄弟在呀！
这学期，内乡完中重建了少先大队组织。
提起“少年时代”，更多的人回想起上小学的岁月。进了中学走进xyz函数原子的世界，少年的时光已经渐行渐远。但说起“青年”，又必须是在十六岁的花季之后。初中生恰好处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尴尬夹缝之中。
那时候内乡的小学还是五年制，再加上普遍入学较早，大部分学生考上完中时不过十一、二岁。加入共青团的年龄标准是14岁，不少人刚到这个年龄就该初中毕业了。因此绝大部分初中生长期处于“无组织”状态，这对于正处于身心成长关键期的初中学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十四岁的英雄赖宁牺牲的时候也是一名少先队员，这个现实也推动了很多初中的少先大队建设。
少先大队成立大会在剧院礼堂举行，每位班主任都是少先中队的辅导员，而校少先大队的辅导员，则是8班的班主任李守超老师。
李老师一表人才，脸上总洋溢着温和的微笑，很象时下流行的“阳光男孩”，当然他已经不很年轻，也许用“阳光中年”更为恰当。同时李老师还是校教工篮球队队员，讲历史课也很有特色，他的八班学习成绩也在我们年纪名列前茅。
但很反常的是，李老师在学生中的口碑并不算很好，也许是因为他俊朗的外表让学生对他有太高的期望。据七班的朋友讲，李老师作为少先大队辅导员到北京参加了会议，回来后极为兴奋，每节课都只讲二十多分钟，然后就是天南海北的神侃，讲自己少年时用生活费买毛像章的故事。这种授课方式让爱学习的七班同学很难接受。
而我们班的同学对他的意见更多。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缘故吧，李老师和我们班主任陈老师同讲历史课，竞争不可避免，而李老师资格老，陈老师只有亦步亦趋的份。不少同学都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李老师，陈老师和地理张大路老师同行，一路上李老师和张老师高谈阔论，到底都没有回过头来和陈老师搭话。这让我们班的同学义愤填膺，虽然不少人对陈老师在班级治理上腹诽不少，但在这种事情上都坚决的站在陈老师一边。
少先队组织成立之后，上级要求各中队出一次宣传板报。完中的风格是尽量不让活动影响学习，因此最后决定所有的板报都由学校统一制作，学校已经把板报内容印在纸上，最后统一贴到木板上展出。但完中没有那么多的活动木板，要求每个班级找一块黑板大小的木板。
秦文豪主动提出他家有一块三合板可以贡献出来，也不知道那么大的板子他是怎么弄到学校的，但最终他那块板子厚度不够不便采用，其他同学找到了更合适的替代品。
作为生活委员，我需要在每周的班会上总结一周来班级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对好人好事的表扬。说到这件事，我说：秦文豪同学主动为班级带来了一块木板，虽然最后没能用上，但精神可嘉。
这时候，班里陷入一片奇异的寂静，就像暴风雨来之前的安静。仅仅是两三秒钟之后，仿佛是从地底下传来一声笑，紧接着，全班都陷入一场疯狂的大笑之中。同学有的仰头开怀大笑，有的趴在桌子上捂着嘴笑，有的拼命忍着却眼睛眯成一条缝，到处是一片遏制不住的笑声。
只有三个人没有笑：陈老师，秦文豪和我。陈老师也许已经过了哄笑的年龄，秦文豪作为当事人有几分尴尬，而我早已预料到这里可能会有笑声，只等着大家笑过之后继续说下去。
这句话真有这么可笑吗？是！不过说来话长。
每个地区都有方言，但在同一个地区，不同的人群也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群体语言”。我国古代有一种“女语”，在女性中通用。而每个时代的学生也会有一些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的词汇，或者对很平常的词汇有着不同寻常的解释。“精神可嘉”即属于此类。
河南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但也许很少人知道，河南对计划生育工作极为重视，象“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等标语在城乡时可见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内乡的小孩口中流传着一句话“精神可嘉，老母猪结扎”。编这句俗语的作者也许是对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看不过眼，讽刺结扎都结到老母猪头上了。老母猪都响应国家号召要结扎了，这当然不行，但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总的来说，这不过是一句幽默口语罢了。
但这句话已经在内乡的小孩中口耳相传起来了。很多小孩还根本理解不了“精神可嘉”的含义，更不知道“结扎”是做什么，但可能一个人在路上走得时候嘴里就能念叨出“精神可嘉，老母猪结扎”这句话。说这句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像另一些小孩没事会念叨“烤大火，上西坡，蓝油膜瞧外婆”一样，只是随口念出的。
久而久之，在很多小孩的心里，“精神可嘉”这个词已经和老母猪肥胖笨拙的形象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非正式场合，“精神可嘉”已很难被认为是一个褒义词。当然，我在班会上这样提，秦文豪不会认为我在取笑他。同学们笑过之后就会安静，也有人佩服我用词大胆。
在八、九十年代，中小学生读物是很少的。老师能推荐给学生的大概都是些作文选，而那里面的大作读起来通常都酸得掉大牙。《故事会》之类的刊物老师则严令禁止，幸好还有一本能被老师和同学同时接受的刊物，那就是《少年文艺》。
在我的记忆中，《少年文艺》的大多数作品文笔都很清新，更贴近学生们的生活。从那里面，我们了解了西双版纳景颇寨子的热带生活，了解了文化宫、海洋馆是那么丰富多彩;知道了大城市里的少年在暑假会参加夏令营，班长会带“两道杠”。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少年文艺》是我们了望世界的一个窗口。
有一期《少年文艺》刊登了一篇关于“盲人语”的故事，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巨大兴趣。
所谓“盲人语”，据说是古时候盲人之间相互交流而不愿意被明眼人听懂而发明的一种语言。但盲人语又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它是附着于汉语而产生的。汉语中的每个字都对应盲人语的两个字，即用这个汉语字的声母任意配一个韵母发第一个音，然后再用这个字的韵母任意配一个声母作为第二个音。比如“你（ni）”字用盲人语可以说“那na里li”。其实这种发音方法在我国汉语发音拼音化之前被称之为“反切”，《镜花缘》中对此就有过表述。
和盲人语一起流行的，还有一个关于盲人语的传说。据说在八十年代初的对越战争中，有一段时间老山前线我方和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双方发往前沿阵地的战斗指令都很容易被对方窃听。这种情况下应该用密文发送指令，但猫耳洞里既没有翻译设备，也没有破译密码的专业人员。为此我方指挥部曾尝试用方言发出指令，但旋即被对方破译，最后我方使用了这种听上去不像中国话的“盲人语”，结果前线士兵听懂了而对方却茫然不解，最终保证了我方的通讯安全。
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盲人语确实在我们班流行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了“新”名字，王肖戈变成了“温郎下廖故车”，怎么也不象中国人;郑征是“扎楞扎楞”，很象西部的少数民族，陈宇则成了“产本一木”，象日本人吧？
这股盲人语的风潮在学校流行时间很短，毕竟能一个字说明白的非要用两个字说也太笨拙了。那句“那里呼哨”也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
转眼间，又到了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时节，不少同学又惦记着去春游。不过这一次不需要我们自己再策划，学校已经计划好了。
完中的传统是很少组织与学习无关的活动，不过这一年有些例外，居然组织一年级的同学到南阳春游！紧接着就听说我们二年级可能会去襄樊春游，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全年级所有的同学甚至家长。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全校老师在大殿开会，门外窗外则聚集着打探情报的同学们。我听到符校长在发言中说：这周我们组织一年级的师生到南阳春游，下一周我们准备组织二年级的学生去襄樊！襄樊的发展......他还在继续阐述襄樊的情况，但这已经与我们无关了，一阵欢呼声从大殿前传出，很快笼罩了二年级的各个班级。
学校从运输公司租了十辆大客车，每班六十多同学乘坐一辆已很紧张，但还必须为老师留出七八个空位――二年级的任课老师被分配在各个班的车里。这是一次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活动，班主任老师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的同学绝对不能分开，组长必须随时清点人数......
好事当头，甚至连小杨的面目也不再狰狞。学校本来计划是4月5日这一天出游，不知为什么有更改成6号。有一次我们班的同学在教导处遇到了小杨，问他为什么改日期，小杨笑着说：你们想淋雨吗？我大惑不解，有人醒悟过来了，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呀！原来如此。
可老天还是给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5日这天风和日丽，到了晚上却阴云密布。6日一早，小雨居然滴答滴答的洒满校园。大家心怀鬼胎来到学校，看见雨中停着的一溜汽车才放下心来。陈老师打着伞在车门口安排座位，还不停的安慰我们：早上下雨，说明这一天都是晴天！
果然被陈老师说中了，汽车冲出内乡，天就逐渐放晴。刚开始十辆客车还按顺序行驶，过了不久就撒起欢来你追我赶，每次超车都伴随着一车的欢呼和一车的哀叹。过了邓县不久就进入湖北境内，这是我十五岁以前唯一的一次出省经历。路况逐渐变差，小镇附近的道路稍好一些，却大部分被菜贩占据，但不管怎么说总还可以通过，比我们学校门口强多了。整整四个小时的行程，车里没有断过欢声笑语。唱歌，欢呼，划拳，同学们把平日压抑的情绪在这里全部宣泄出来。就连坐在前排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们也惊异我们居然有如此大的能量。
襄樊市是鄂西北的重镇，但“襄樊”这个地名的历史并不悠久，解放后才由襄阳和樊城这两个隔汉江的县城合并而成。不过当时襄樊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了南阳，我们第一次走出省界，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商业气息。
进入襄樊城区的公路上，都有洗车场。如果是为了保证市容整洁，倒也无可厚非，但我们明明看到很多脏兮兮的本地汽车却可以长驱而入。更有甚者，我们的大客车交了洗车费后，不用洗就可以通过了。这倒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因为这样我们的车就可以走在前列了。
第一个景点当然是襄阳古隆中，这就要穿越汉江。河南省横跨江河淮海四大流域，南阳盆地主要属于汉江-长江流域，原来我们门前潺潺的小河水都汇聚到了这里，浩荡的江水还将继续他的征程。极目东望，水随天去绿无际。
206#作者：大头鱼鱼 回复日期： 2008-12-12 15:56:00
和南阳古隆中类似，襄樊古隆中也是以“卧龙岗”为主体，包括岗下的一片林地。卧龙岗并不高，已经修建了整齐的石阶，大家一起拾阶而上。周晓宇带了一台小型录音机，正在放歌鼓动大家攀登。哪首歌的旋律很激昂，但歌词只有一个字：“快，快，快快快！”
这时候遇到一位卖汽水的大娘，非要我买一瓶不可。我回答说：我等到山顶再说。谁知大娘说：我给你送到山顶吧！我愕然抬头，才发现山回路转，山顶已在眼前，那边大娘已经把汽水瓶打开了。要知道“汽水”的价值全在一口“气”，打开瓶盖后溶入的气体就会跑掉，看来我必须买下了。但我想：你不是要给我送上山顶吗？就不急着接下，而是转过身慢慢的向山顶走去。万没想到那位大娘见我没有要的意思，居然又把汽水瓶的盖子重新盖上，这样的汽水...真不可思议。果然到了山顶，就听到庞浩在抱怨这里的汽水根本没有往里面压气，真难喝！
山下有几处被大幕布遮盖起来，就像是马戏团在表演。我们走进揭开幕布一看，里面插了很多一人多高的竹签，这就是所谓的“八卦阵”了。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迷宫。杨少耕花五快钱买一张票进去，转眼间已经三进三出，感慨这样的阵容太没有挑战性了。这时候他发现周昱江在里面转不出来，就决定进去把他带出来。没想到这一进就入了“休门”，不但找不到周昱江，自己也出不来了。急的满头大汗。
离开古隆中，我们又去了襄阳古城墙。《神雕侠侣》中“襄阳鏖兵”章中的很多故事都是以这里为地理背景。但同学们的兴趣却大都不在城墙，而对湖中泛舟更感兴趣。南阳和襄阳距离并不远，但南阳的湖泊很少，大多数同学多没有过划船的经理。湖北是千湖之省，襄樊一代又是云梦大泽的故地，河湖中透出更多的水灵。虽然班主任为安全计，一个劲的劝我们不要下船，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荡起双桨。不但是我们，就连很多老师也忍不住去体会江南水乡的风韵。上岸之后，杨仁景老师还在大发感慨：怎么划也不走，只是在水里打转！同学们听了都偷偷的笑。
攀城墙的人并不多。我走上去，看到前面一个孤零零的人影，竟然是符明照校长。符校长手扶城墙垛极目远眺，正感慨天地之悠悠。
再看日头，早已偏西，赶紧收队上车。不少同学已经很困乏，车里也偃旗息鼓，不复出发时之豪壮。封书杰一上车就说：我要睡一觉。片刻之后转醒问我：快到家了吧？我说快了！封书杰开始在路边找地理标志，突然看见前面的牌子上写着“襄樊市郊区”，吃惊道：才走这么点路呀！
回到内乡，已经是九点多了，赶紧回家睡觉。浑身困乏至极，翻身时胳膊抬起就觉得酸困，再放下就觉得舒服，难得的体验呀！
襄樊之行过后不久，期中考试就又开始了。经过近两年的磨练，同学们也都掌握了一些对付老师的作弊手段。
按规定，考试的时候必须把课桌反过来放，抽斗向前，以防止学生夹带。但把所有的桌子翻过来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因此通常的方法是桌子不动，大家背对讲台就坐。如果教室比较小，考生的最前排已经逼近教室后墙，那里就没有监考老师的立锥之地了。同学们常用这种方法，避开监考老师虎视眈眈的目光。
座次是又一个可作文章的地方。完中考试一般不按照学号就坐，而是根据当时学生的座位。因此同学们经常相互协商构造出“最佳位置配置”。监考老师有时候虽然意识到学生座次有问题，但没有确凿证据，只能找考生的班主任来验证，而班主任通常还有自己的监考任务，因此私自调换座位的情况很普遍。
那次物理考试，有同学强烈要求我和靳红宇给予帮助。因此我和靳红宇都坐到了最前排，中间是毛蛋孙少朗。我和靳红宇只需要把条子传给毛蛋，毛蛋负责再传给其他人。但毛蛋的水平并不仅仅限于抄答案，他把我俩的答案整合优化，结果成绩令人瞠目：我96，靳红宇94，而毛蛋竟然考了全年级唯一的一个满分！
满分给毛蛋带来了荣耀，但更多的是麻烦。以后每次物理考试，李老师都很注意毛蛋的成绩，然后就要拿那个100分说事。有时候对一些成绩一般却又很自负的同学，李老师也会说：你也象孙少朗一样放个卫星呀！大家都会看着毛蛋偷笑，毛蛋则会把头埋在桌子上不肯抬起。
由于物理考试大家配合的不错，英语考试也准备如法炮制。但我的心里有些打鼓，毕竟我的英语水平很一般，恐怕辜负同学们对我的期望，没想到这个问题有人帮我解决了。
考试时间快到了，走进教室的监考老师竟然是别增凡老师。别老师那年刚从王店初中调进完中，他和我表哥是很好的朋友，但当时他并不认识我。别老师审视了一遍教室的气氛，很快就意识到我们那块可能会出现问题。别老师走到我跟前笑眯眯的说：我给你换个座位吧，你坐到讲台上去。在旁边同学惋惜的目光中，我只好来到了大家后面的讲台上。
另一位监考老师居然也是教英语的，就是我们在一年级时候七班的英语老师，特能留作业的那一位。那次考试有一道选择题的可选答案不唯一，我听到两位英语老师在一起讨论这里怎么办，最后决定等候通知。可通知最终也没来，也就是说选两个答案都算对。
看来那位英语老师不但爱留作业，也爱写作业。过了一会儿，她穷极无聊居然站在我旁边做其卷子来！我当时很想转过头去看看，毕竟那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答案呀！可当时我心头又产生一种更幸福的想法：等她做完卷子放这儿，我不可以更自由的看吗？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呀！没想到老师三下五去二把卷子做完，卷起来放进裤兜里就走了。我当时那个后悔呀，肠子都青了一半。
事后和李果谈起这事，他象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眼挣的老大：你没抄到一个？！真是个闷秃...
考代数时我没换座位。一方面因为代数的计算量比较大，我害怕帮助别人自己时间不够用，另一个原因是侯子对自己的水平没把握，要我留下来帮帮他。但侯子的期望并不高，考前我们已经商量好，我给他大约八十分的答案。
卷子发下来，我先看了一下，最后一道大题十分，倒数第二题九分，我当即决定除了这两题外，给他前81分的答案。一阵艰苦的运算，我把前面的题目做完，然后写在早已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传过去，回头研究最后两题。
谁知没过多久，侯子就开始小声喊我。我想这家伙也太贪了，有了80分还不知足？就没有理他。没想到这次侯子锲而不舍，监考老师一离开他就继续喊我，折腾的我心烦意乱，我转过头去给侯子做了一个别再喊了的手势，然后总算把最后两道题目啃了下来。
考试结束交卷，侯子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两道题做错了！一道选择，还有倒数第三题的计算！
我目瞪口呆。刚交上的卷子，题目都还有印象。“复盘”研究，果然选择题的第三题我粗心做错了，还有就是我给侯子的最后一题，他发现了其中的计算错误。原来侯子拼命喊我是为了告诉我这两个错误，可惜我当时浑然不觉。哎，辜负了好哥们的一片苦心。
这次数学考试我选择扣4分，大题计算扣3分，最终得97分。而侯子呢？81分，除最后两题空着，前面题目的得分率是100%。也就是说，如果我把最后两道题目的答案给他，他将得满分！再放一颗卫星。
可惜，可惜。
这种“互帮现象”在班级很多，甚至出现在男女生之间。王波为了帮李秀栓，还演出一场“桌下惊魂”。
王波坐在李秀栓的后面。按照事先的约定，王波把答案条放进鞋子里，然后把脚放在李秀栓的凳子上。也不知道李秀栓怎么想的，竟然把手伸进鞋子里，都摸到了脚趾头还找不到纸条。王波只好告诉他：在后面。李秀栓还在寻觅，一个巨大的身影已经笼罩在他的头顶。原来监考老师看他一直佝偻着，关切的问他怎么回事。
好个李秀栓，临危不惧，马上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肚子疼的厉害。
监考老师有点尴尬。因为按考场规定，考生考试期间是不准上厕所的。而看着他这么痛苦，监考老师即使于心不忍，也只能在心里说抱歉，就匆匆离开了。
让李秀栓钦佩不已的是王波的定力。遭遇这么危险的意外情况，王波的脚放在李秀栓的凳子上丝毫未动。如果是胆小的女生，可能会连忙把脚抽回来，那样整个事件必然露馅，将逃不掉串通作弊的罪名。
有瞒天过海的幸运儿，就有不幸被捉的倒霉蛋。每次考试都有人作弊被抓，一般都会得到警告或记过处分。而这次考试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那就是七班的严军纪。
严军纪是我在三小的同学，五年级时候还同班，绰号是“公鸡”。我爸爸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就怀疑他出自军人家庭。生活中的严军纪也严于律己，很难想象他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并闹出轩然大波，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语文是作弊情况最少的科目，一方面是主观题比较多，抄袭起来不很方便，另一方面汉语是大家学习使用十来年的母语，很多题目都能“蒙”出答案。但严军纪就是在考试语文时出了事。这次他们班的监考老师恰好是四班的班主任李建华老师，可谓冤家路窄。
严军纪在写作文的时候，大概自己也浸淫到文章的意境中去了。发生了提笔忘字的现象，他就随口问旁边的同学。不知道旁边的同学回答了没有，却被李老师发现了，李老师认为他作弊。大概此时严军纪才明白过来现在是考试时间，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下意识的问了别人，还没有得到回答，不能算作弊。一来二去事情闹大了，李老师也下不来台。按照考试规则，监考老师对违纪事件有最终认定权，倒霉的严军纪最终不但被认定作弊，还必须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
但严军纪显然还是不很服气，在检查中详细的描述了考场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心理变化，听上去像是一篇应试作文，也像是一篇辩诉稿。每个人都感觉这件事情对严军纪不很公平，但也只能这样了。
据说那场考试的不幸者还有李国顺，他疑似作弊，但没有真凭实据。监考老师让他站起来，却又不发落。眼看宝贵的时间一分分的流逝，他只好站在那里答题，直到半小时后监考老师才让他坐下。事后大家很为李国顺不平，他却感慨不被记过，不用做检查，已经够幸运的了。
期中考试后不久，学校又组织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轰动一时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电影的情节在今天看来已经太落俗套：出身地位的女孩爱上了豪门子弟，遭到老夫人的坚决反对不能结婚，却生下了儿子小强。豪门子弟结婚后妻子却习惯性流产不能生育，老夫人偶然见到孙子后设法要回，母子骨肉分离。如今这种电影恐怕已经很难骗取观众的眼泪了，但当时的电影院里却又很多成年人泪雨滂沱。电影的买点也是“超级哭片，请带泪帕”。很多影片似乎带有某种教育意义，票价也不贵，很多人都曾经看过。
第二天下午正在上自习，突然邻班教室传来唱歌声。大家都莫名奇妙，完中为了避免音乐课影响别的班级学习，音乐教室远离教学区。仔细听下去，原来竟是在学唱电影的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同学们顿时精神起来。等邻班一学完就赶紧跑出去抢老师和风琴，这时候苗头也赶过来了，要求音乐李老师赶紧离开不要影响大家，李老师笑着说：一会儿就完了。我们赶紧把风琴抬进班里，苗头看着我们没有说话，李老师也马上走进我们班开始教歌。歌词和旋律都很简单，一会儿就学会了。那几天，校园里到处传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声。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享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刘若石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班的语文基本功，用尽了浑身解数。成语接龙，同义词置换，古文翻译...最后还要每人来一场演讲。
这种演讲我倒是不怕，小学时虽然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叨陪末座，但至少练就了一副厚脸皮，演讲时只要睁着一对无神的大眼睛却不去看台下就行了。但也有人对此畏如蛇蝎，出乎人们的意料，对此最恐惧的居然是“俩头”张勇。
也许还有人能记起俩头的强颜舌辩，平时和同学玩闹，把黑板说成白的也气不发喘面不改色。如今还是面对这些听众，只是换了个舞台，俩头就不适应了。刘老师按照班级64个人做了64张小纸条，让大家抽签决定演讲次序，俩头一开始就不停地低声念叨：上帝保佑让我抽到64号...不久就有消息传来，64号上签已经被马毅抽走了，俩头开始“退而求其次”，祈祷63号。
怕处有鬼，等俩头伸着颤抖的手从刘老师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展开后，我们都忍不住的笑，他居然不负众望抽到了1号！那一刻俩头面如死灰。此后的两天，俩头失去了往事的风采，顾盼间都显得心事重重，有人问他准备的演讲内容，他象兔子一样逃开。
演讲的时间是周四下午的作文课。其实两节课一共90分钟，平均下来每人不到一分半，能说点什么呀！刘老师事先准备了六七个题目，大家可以任选其一。但上课铃打响后，刘老师发现俩头的座位上空空如也，这家伙居然逃学了！刘老师等了两分钟，只好宣布从二号开始。
此后的一段时间，谁要是和俩头拌嘴，总要拿他这次临阵脱逃说事。但这只是自寻烦恼，因为只要不是站在讲台上，不在老师的视线下，俩头立即重新变得口若悬河信口雌黄，我在旁边听着，对他的佩服也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216#作者：大头鱼鱼 回复日期： 2009-1-15 14:04:00
也许是因为年龄缘故，刘老师讲课一般不会慷慨激昂，她通常会象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在给路人的诉说，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学习《苏州园林》一课，大家对文中的“隔而未隔，界而未界”很不理解。刘老师举例说：就像我们校园里文庙大殿和两边的廊房之间，用一个拱门隔开......真是一语中的呀！她后面的解释大家都不用听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远比一大堆解释更容易被理解和牢记。
学习《桃花源记》，不少同学很疑惑武陵人在出桃花源时“处处志之”，结果最后还是“迷不复得路”，有人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刘老师解释说：他出桃花源时人们已经要求他“不足为外人道”，可他出来后就“诣太守”，没有守信用，因此他就回不去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变成了幼儿园的小孩子，刘老师在给我们编写童话去诅咒忘恩负义。
在《愚公移山》中，智叟对愚公的移山行动提出疑问，愚公以一大段话做出了回答，最终“河曲智叟亡以应”。在我看来，这只是挖山行动的一个小插曲，即使他辩驳不过智叟，仍然会继续自己的移山工程。但刘老师特别强调这里智叟“输理了”，在她的讲解中，愚公在这场辩论中的胜利可以和他移山的行动相提并论。
刘老师是对的，因为太行王屋二山并不是愚公搬走的，而是他的行为感动了上帝，上帝派神仙搬走的。伟大的决心带来行动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而刘老师曾从那个人人都会背诵《愚公移山》的年代走过来，她更能理解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改造作用。但愿以后这种改造都能够多一点理性，多一份智慧。
对于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批学生，刘老师倾注了更多的爱。每周三个语文早读，刘老师都会在5点50分按时进班。比起一般的任课老师，她和同学们有更多的思想交流，讲学习态度，讲人生目标，刘老师象一艘即将退役的军舰，把多年来在惊风密雨中积累下来的航海日志赠予即将启航的新船，帮助他们去乘风破浪完成未竞的事业。
为了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刘老师还曾送给我一直鹅毛圆珠笔，全班大约有十几个人得到了刘老师的惠赠。在一个早读时间，刘老师把我们十几个逐一叫上讲台，告诉我们这支笔包含了她对我们的期待：白色象征纯洁，羽毛象征飞翔，笔象征文化......
刘老师家住在高中家属院，后来我家搬到了机械厂家属院，常能在路上遇到刘老师。每次向老师问好，我都怀着一种莫名的惊慌与惭愧，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辜负了老师对我的殷切期望，甚至因此有意无意的躲避刘老师。又过了一些年头，我也做了老师，才明白其实在老师的心底，对学生无欲无求。一方面当然期盼自己的学生能够事业有成，但没能闯出一番天空的学生也决不会有任何抱怨。也许在老师的心里，每个学生都象是自己的孩子，即使失败的孩子，在家长心里他也是最优秀的。
今年春节我不能回家了，只能在这里向所有的老师问候一声：亲爱的老师，新年好！
呵呵，春节前后事情比较多，笔就搁下来了。
对青春的回忆总伴随着惭愧。就在刘老师大清早风尘仆仆的赶到完中辅导早自习的时候，我们却在偷偷的玩“官打捉贼”的游戏。
小时候在农村就玩过这种游戏的原始版本：撕下四张小纸条，分别写上“清官”、“打手”、“捉手”和“小偷”，四个人分别抽一张纸条，角色就分配了。捉手抓住小偷的手，打手开始边打边念叨“一五一十骑白马，问问清官打不打？”如果清官说“打”，打手还得继续;直到清官说“不打了”，游戏终结，重新分配纸条。
到了县城之后，游戏有了“升级版”。四个纸条变成了“官”，“打”，“捉”，“贼”，游戏开始后做贼的千万不能自投罗网，而是等着官首先问：谁是捉？
捉回答：我是捉。（不是个好职业）
官继续问：你捉谁？（下任务了）
捉回答：我捉贼。（废话）
官问：贼是谁？（图穷匕见，绕不得圈子了）
捉必须在另外两个神色不变的伙伴之间猜出一个贼来。如果猜对了，那是贼挨打;但猜错了，就该自己挨打了，真正的贼反倒可以逍遥法外。
不管怎么，打手都没有被打的危险，但打手通常会和贼一起配合起来捉弄“捉手”，这对捉手的情商也是一种锻炼。一旦开打，唱词也变了，“一五一十过金桥，温温清官饶不饶？”同样，”不饶”就得继续打，“饶了”代表下一轮游戏的开始。
那段时间我和郑征坐同桌，前面是彭红斌，彭红斌的同桌...我居然忘记了！汗一个。漫漫早自习，读一会儿书就犯困，但做起游戏来人人有精神。
纸笔都是现成，彭红斌的字最好，当然由他来写好官打捉贼四个纸条，我们每人抽一张，心怀鬼胎的看过之后，便捧起书本开始审案。当然捉住“贼”之后是很少动刑的，毕竟这是课堂不是公堂，要是被老师抓住，“官”也就变成“犯官”了。
不能真打，游戏的重心自然转到了捉贼过程。大家决定给“捉”增添一点难度，即开始时候“官”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样“捉”的工作就由二选一变成了三选一。
开始的一段时间，“贼”总会首先跳出来冒充官长问“谁是捉？”捉受惯性思维的影响，通常会在剩下的两人里挑选贼，这样真正的贼就可以蒙混过关了。但很快“捉”就对此有所觉察，毕竟大家都在不停的在各角色之间轮换，此后“捉”就专拣提问者下手，果然屡有斩获。从此“贼”又变得小心翼翼了。
一次发牌后，大家沉吟片刻，彭红斌首先问：谁是捉？
郑征回答：我是捉。
彭红斌问：你捉谁？
郑征思忖一下，直接说：我捉你！
彭红斌大怒：你敢捉我？！
郑征想了想，坚定地说：我就捉你！
彭红斌亮出底牌：官。不像平时捉完贼就作罢，这次彭红斌坚决要求打郑征。大家回头观察觉得老师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现，打手就开始打郑征。一五一十过金桥，彭红斌就喊到“不饶！”，再打一轮后，彭红斌才解气说“饶了”。
从此以后，捉手在捉人的时候也有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当然是捉到贼;中策是捉不到贼，也避免捉住官;不幸真捉到了官，在老师暂时不会出现的情况下，官通常要求打一轮才解气。
天天搞司法工作，自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读书了。语文还好说，英语可是每天都有课文背诵任务，背不下来怎么办？我还有一招可以糊弄老师，道具是课桌。
那时完中用的课桌大都很老旧，多年来桌面上积累了各式各样的划痕，但一般桌子不会有很大的变形。也不知道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我的课桌面上的木板开裂了，中间有一条一指多宽的裂痕，平时写字时会稍受一点影响，而背书时作用就大了。
记得有次学习金字塔那一课，一节课讲了三自然段，前两段都有四五行，最后一段只有一个长句，早读时间当然要求全部背诵。上课抽查，张老师叫道了我。我早把英语书翻到要背诵的那一页，放在课桌的裂缝下面。裂缝太窄，只能看到一行多文字，我弯腰站着，把手伸进桌兜里慢慢把课本向上推。由于只能看到一行，“背书”的语速也快不起来。好容易把前两段念完，我再也念不出第三段了。张老师等了一会儿，不无遗憾的说“只剩下最后一句，怎么突然忘了呢？”就让我坐下。张老师，你那里知道...最后一句要翻页，而我...我哪敢在桌兜里做那么大的动作呀！
英语成绩太差使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举步维艰，而说起原因又总愿意归咎于老师。但正如我们初学英语时就见过的一句谚语：No pains,no gains.学习成绩不好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汗水的浇灌。有一个学习英语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唉，啥都别说了，眼泪哗哗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班的同学们总喜欢坐别人的座位。用韩乔生的话来说，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班级流行换座位。
现在很多学校为了保证学生的视力健康，都每星期调换一次座位，但那时候这项政策在内乡初中还没有实施，一般情况下一个座位一坐就是半学期甚至一学期。时间太久，就有了审美疲劳，因此大家总觉得别人的座位更有新鲜感。因此一旦有了始作俑者，同学们立即跟进模仿，把整个班级的座次来个乾坤大挪移。
首先行动的是少数男女同桌的同学。小学时代老师为了防止同学之间打逗，通常采用地方法是男生和女生坐同桌。用“男女大防”来维持班级秩序，而初中老师采用这个方法就必须谨慎从事了。毕竟同学们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男女同桌也是在为早恋创造条件，因此初一上学期是很少会让男女生坐同桌。但班主任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总能在班里发现一批精力过剩坐不稳当却在感情方面又相对晚熟的男生，他们和其他男生坐一起立即会成为扰乱秩序的策源地，这时候老师就会为他们准备一位学习刻苦又性格内向的女生同桌，用来稀释他们的活跃程度。
俩头张勇和别瑞丽就是这样的一对典型。俩头只要一离开老师的视线，全身上下每个关节立即都变得灵活起来，嘴上当然也不闲着。如果和男生坐同桌，从搭讪，斗嘴到厮闹整个过程只需不超过五分钟。而别瑞丽是另一个极端：不但学习成绩很好，性格也特别稳重，一般的事情都激不起她的兴趣。现在想象，让他俩坐同桌真是绝妙搭配！经常能看到俩头象猴子一样左顾右盼，别瑞丽却像一座山一般巍然不动。俩头总想用语言激怒别瑞丽，但得到的都是淡淡的回应。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俩头坐同桌，别瑞丽会更加内向。性格的中和对双方都有益。
换座位通常发生在午饭后的自习时间。马毅看到樊晓君旁边的座位空着，就带着作业本坐了过来。而樊晓君的同桌庞浩到校后看自己的座位上有人，就不慌不忙的拿出自己的作业本另寻宝地去了。马毅的同桌符娟等了一会儿看没有人来占马毅的位置，就悄悄的挪动身子换到了旁边，后面的王红雅早瞄着这里了，马上来到符娟的座位上。王红雅的同桌周昱江和杨少耕最好，杨少耕很快就跑过来....片刻之间，整个教室早已物是人非，有一次我甚至以为自己进错班了。
最壮观的景象发生在老师到来之前。有一天午饭后大家“好容易”换好座位，风传陈老师驾到。由于大家的座位基本上都是“轮换”而不是简单的“对换”，一时想回到自己座位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换座位的同学一边低头飞快的写着作业，眼神却兼顾自己的座位和教室的后门。如果确定这两个位置都没有人出现，就拿起作业本飞快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恰似电视中的快镜头回放，接着又是片刻的宁静，下一位同学重复着这个剪辑。整个过程干净利索，有条不紊，好似排练过了的一般。
但陈老师很难发现我们换座位的情况，因为他有可能出现的时间段大家都特别当心，不敢造次。而语文刘老师却总能发现，她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看到别人的座位空着，就想我得赶紧去，要不就被别人占住了！总而言之，只有你自己的座位是最好的！”
我们听了这些都在偷偷的笑。其实看到别人的空座位就行跑过去，只是一种新鲜感，并不是觉得那个座位就比自己的好。再说，空座位即使有人占据，也会再空出一个空座位来，所以根本不用去抢占。换座位的风潮大约流行了两三个星期，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终于安安生生的回到自己的法定座位上，刘老师也不为我们再担心了。
224#作者：大头鱼鱼 回复日期： 2009-2-24 14:05:00
李秀栓编了一首歌，确切的说是为一首歌重新填了词，歌词的内容却令人瞠目。他先在班级的每个小组里选一位女生，然后想象自己和这些女生的亲密场景，用今天的话说叫YY。第一组的不幸者是张明，第二组是谢晓薇，于是歌词的前两句就是：张明长的美，张明长的美;谢晓薇和我亲个嘴;***，跟我睡... ...用的曲调大家也看出来了吧？居然是《社会主义好》的旋律。
歌词这么不堪，大家当然也不屑一顾。但还有一个人还会悄悄地唱，这个人就是王小戈，这让我非常郁闷。
王小戈人如其名，长的瘦弱矮小，因此长期占据教室的前两排座位，也曾和我坐过同桌。王小戈的家在农村，从乡村小学一鸣惊人的考入完中，给家人带来喜悦，同时也承载着家人的殷切期望。在一年级的时候王小戈成绩不错，地理成绩尤其出色，但随后他就遭遇到了农村学生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宿舍陷阱。能否跨越这个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学生的前途。
农村孩子到内乡初中读书，当然需要住校。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时又是一种冒险的开始。
初中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阶段，而住校生却不能和父母朝夕相处，从而得到人生的教诲。另一方面，初中生已经学习了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了比较宽阔的视界，在此基础上审视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总会发现愚昧落后之处。而县城居民相对轻松舒适的生活方式又远非农村生活可比，在这种强烈的对照之下，不少住校的农村学生都对父辈的生活方式感到不适，逃避甚至厌恶，从而出现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极端情形。
但农村住校生又根本不可能深入接触县城人的生活方式，种种的隔膜使得一些的住校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团体，他们互相影响，互相认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价值观。而且此时大家正处于青春发育期，青春的萌动使他们更容易迸发出个性与张扬，这种新鲜的体验显然比枯燥的课本更有吸引力，因此迷失自我的学生大有人在。
个性张扬最直接的表现是对规则的叛逆，在个性的挟持之下，学习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同学之间讨论学习问题被看做“虚伪”，背着老师捣乱却又让老师抓不住把柄成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甚至向老师请教问题也变成了“拍马屁”。其实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不陌生，里面有很多当年红卫兵的影子。幸好，不会再成大气候了。
王小戈大概从初二开始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上课总打瞌睡，做作业喜欢copy，有时还能冒出一些荤段子。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上也有很大改变。十二三岁的小孩课间经常嬉笑打闹，王小戈却逐渐变得“酷”起来，似乎总觉得打闹的同学太幼稚，而他自己则已能够对世事洞若观火。见到什么事情总是不发一言，最后才酷酷的总结出一句“憨be”！评论起班里的同学们，就说这个那个都该进桥头（老洋桥西头的精神病院）。但对李秀栓却敬若神明，简直成了他的精神导师。
又一次正上几何课，杨老师突然停下来朝我这边看。我紧张了一下才想起来环顾四周，发现王小戈睡得正香。杨老师用手在空中对我做了一个很震撼的动作，我就把王小戈的凳子猛踹一脚。王小戈睁开睡眼，杨老师已经对着他大吼：就你这个小娃娃，还敢睡觉？！......
又过两天，我对王小戈随口说：你这个小娃娃...还没说完，王小戈立即剑拔弩张，一副誓死决斗的神情，并用低沉的声音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叫！
我有些吃惊。在内乡话里，这样称呼根本不具备侮辱性，何况这是老师赐给他的称谓。在学校里，老师一般很少叫学生姓名之外的称呼，但偶尔叫了，学生一般不以为忤。比如马瑞恒被老师叫“马大哈”，两个王攀峰分别被叫“攀金”和“攀山”，这些最终都发展成为他们的正式绰号。事实上，这些称谓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学生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如果总有人戏称王小戈为“小娃娃”，相信他以后在上课时即使犯困也会努力克制，晚上熄灯后想出去玩耍也能够自我敲响警钟。耻辱是一种压力，通常也会变成奋进的动力，用暴力手段抹去耻辱，等同于固步自封。
王小戈不愿正视压力，也就失去了动力，他与奋发学习的道路渐行渐远。
看来我们六班的形象不佳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学校教导处要“帮助”陈老师对我们班进行“联合整治”，具体执行者是小杨。毕竟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小杨和陈老师一起很快出台了“肃反方案”，要求同学们相互检举揭发，揪出班风不振班纪涣散的源头。
这种“革命时期行为”在我们班推行时遇到了理所当然的困难，大家都一片愕然。为此小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还信誓旦旦的承诺：你们都放心的写，这个收上来以后我绝对保证不会泄露出去！实施方法也像模像样，同学们分批带凳子出去，每人趴到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揭发出我们的“阶级敌人”。
好在这场揭发运动没有名额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不愿意写，也可以写上“不知道”三个字，但我不愿这样写。两年来，我眼看着王小戈一步步从自习室走向游戏室，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蜕变成一个性格孤僻的异形，从下课后追着老师提问问题到课上课下和老师“斗智斗勇”，我认为李秀栓在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以他为代表一些人引领着学校宿舍文化潮流，引诱着一批批少年掉进宿舍陷阱。
我怀着满腔的正义感在纸上写下了李秀栓的名字，并列举了他的一些具体事迹。
据说江湖上有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虽然我从来没有为我的举报行为后悔过――至今也是如此――但我在写下那几个字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样做会给我自己带来的后果，港台黑帮火并的场面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真不想涉身到这个是非圈里，但人心就是江湖，又如何能退的出？
纵使我有心理准备，也没有预料到会来的那么早。
第二天晚自习放学，我刚收拾好书本站起来，背上就重重的挨了一下。我转过身，李秀栓又扑上来了，我和他扭打，然后在分开。这样下去可要吃亏！这时候我觉得有人从后面拉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是杨运龙。他边拉边说：快走，快走。那边李秀栓也被后面的张江峰紧紧抓着，直到杨运龙把我拉走。
我心里涌起一阵热流：没错，人心就是江湖。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日后李秀栓没有再找过我的麻烦，也许是王恒，别志蒙在背后力挺我的结果，也可能是杨运龙在幕后做了仲裁工作。但王恒从没向我提起过这件事，也许在大家的心底，我是理亏的。
现在的大多数单位到周末都有双休日，一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我在完中的时候还是六天工作制，每周要上六天的课才能有一天休息，很快我们发现连这一天也要保不住了。
每到周六，教导处前面都要挂出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三年级周日补课的课程表。原来初三课业紧张，每月才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不知道现在内乡初中的课程是否仍然这么紧张，虽然教育部在大喊给学生减负，但这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中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后来者在享受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更艰巨的使命。现在学生负担过重的最大原因并不是知识爆炸，而是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促成的对未来的担忧。
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一过，我们就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周日加课逐渐增多，唯一的“辅课”体育课也朝不保夕，终于有一天被陈老师彻底拿掉。这学期教我们体育的是齐荣克老师，每次体育课他都站在操场大门边等着我们，见有人来就上课，没人来就收工，年级轻轻却有一副超然的心态。
我对取消体育课极不满意。有一次课前我们已经在教室门前排好了队，却被闻讯赶来的陈老师硬生生的堵回去。我满腹牢骚的说：正课怎么能不上？！换来陈老师的一阵侧目。
班主任分秒必争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我至今仍认为这样挤占体育课的做法并不可取。对于那些基本上放弃学习的同学来说，放学后他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球;而另一部分同学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看书，挤占两节体育课的学习效果也由于边际效应而减弱，实在是得不偿失。
陈老师把辛辛苦苦搜挤出来的时间，尽量公平的分给每一门课。但到了考试前，几乎每一位老师都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太紧迫，见缝插针的来给同学们讲题。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抱着金娃娃的政治课。
政治的学习内容不比地理、历史、生物多，但其“学习价值”超过了史地生三门课的综合。按照“折分”制度，政治考试成绩满分是真金白银的100分，而史地生三门加一起才90分。因此，班主任在分配复习时间的时候都会有意给政治留的时间多一点，甚至希望政治老师能抽空来给学生答疑解惑，但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郑合敏老师同时带十个班的政治课，的确太忙;另一方面是因为郑老师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思考、质疑什么，只要大家把他划的重点、给的答案背下来就行了。
《社会发展史》的最后一章，有这么一道习题：通过对本书的学习，你能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试阐述。
郑老师对大家说：这下可~发挥一下你们的思维能力，来自己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为这是一道开放性题目，立即举起了手。郑老师似乎也放松的警惕，马上让我站起来回答。
现在的大多数单位到周末都有双休日，一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我在完中的时候还是六天工作制，每周要上六天的课才能有一天休息，很快我们发现连这一天也要保不住了。
每到周六，教导处前面都要挂出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三年级周日补课的课程表。原来初三课业紧张，每月才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不知道现在内乡初中的课程是否仍然这么紧张，虽然教育部在大喊给学生减负，但这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中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后来者在享受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更艰巨的使命。现在学生负担过重的最大原因并不是知识爆炸，而是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促成的对未来的担忧。
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一过，我们就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周日加课逐渐增多，唯一的“辅课”体育课也朝不保夕，终于有一天被陈老师彻底拿掉。这学期教我们体育的是齐荣克老师，每次体育课他都站在操场大门边等着我们，见有人来就上课，没人来就收工，年级轻轻却有一副超然的心态。
我对取消体育课极不满意。有一次课前我们已经在教室门前排好了队，却被闻讯赶来的陈老师硬生生的堵回去。我满腹牢骚的说：正课怎么能不上？！换来陈老师的一阵侧目。
班主任分秒必争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我至今仍认为这样挤占体育课的做法并不可取。对于那些基本上放弃学习的同学来说，放学后他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球;而另一部分同学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看书，挤占两节体育课的学习效果也由于边际效应而减弱，实在是得不偿失。
按照我对人类文明史的理解，在每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人们的政治地位有一种“反马太效应”，即整体来说趋于平等。如果没有外部势力撑腰，每一个个体都不可能太跋扈，道德诚信将成为一个人的立足之本，这将演变成为一个“桃花源”社会，老子“小国寡民”式的理想正来源于此。很多偏僻的山村民风淳朴，可为佐证。
但随着人们的不断交流融合，“社会”的范围逐渐变大。距离造成信息不畅，由此产生了权利垄断，人们的政治地位立即急剧变得不平等;此后在这个封闭的社会中又是漫长的趋等过程，而每一次视界的扩大又将加剧不平等。这有点象物理学中的熵增定律：每一个封闭环境内部的无序度（熵）总是增加的，而开放的物理外环境又会使其变得相对有序。
就我国历史而言，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人们的视界仅限于氏族内部，因此是“帝力与我何有哉”的自由，但氏族与部落之间的战争造就了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分野;在先商的城邦制国家中，“国人”虽然经济地位低，但在政治上也有能和贵族相协商的地位，但周初的分封建制使得人们的视界达到了大九州，诸侯的开疆拓土形成了贵族与“野人”政治地位的分野。我们的这一步走的太大，在生产力不能保证信息通达的情况下，此后必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趋等过程。
套用《社会发展是》上的话来说，人类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到封建社会“地主不完全的占有农民”再到“资本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完全自由”，人们的政治地位趋于平等，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逐渐减轻。
我不知道这种想法当时能表达出来多少，因为从我一开口，郑老师的没有就拧成了大疙瘩：“什么？！不平等是逐渐减轻的？你说的都是啥~呀，啥~~子呀！”很快我就被坐下了。
郑老师又开始鼓励其他同学：“谁还有什么看法？”这下可没人再敢造次了。大家都明白，郑老师叶公好龙式的要求“自由发挥”不过是一种姿态，在他的眼里只有教参书上的标准答案。
其实郑老师此时也不敢再托大。也许在他看来，刚才我乱说一气已经够讨厌的了，如果再有别人来发挥一番，郑老师的面子还往哪儿放？因此点将的时候，他立即点了最信任的冯书杰。
冯书杰站了起来，小心翼翼的拿捏着词句，说：每个社会都有生产关系，也有生产力...
郑老师马上说：“这~才粘点儿目儿...刚才你说那算啥呀！”后一句是对我说的，再下一句就是对全班同学说的了：“现在大家开始记............”。
这一年给我们讲生物课的依旧是王凤敏老师，厚厚的一册《动物》从原生动物一直讲到脊索动物。前几章学习低等动物时，大家认识了不少寄生虫，猪肉绦虫，血吸虫，蛔虫...想起来都感到头皮发麻，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洁净;等学到高等动物后，大家的本性就抱露出来了，几乎学习每种动物时都总有人关心“好吃不好吃？”王老师对我们这种馋相哭笑不得。
学习软体动物中的河蚌，王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一只河蚌的闭壳肌很有力，人们捉住河蚌后没法打开蚌壳，怎么办？
我想起一年前的暑假，我们村有人在默河里曾摸到一个拳头大的河蚌，但很难打开蚌壳。我建议等蚌体里的水流光后它自己就开了，遭到反对;我又建议把它放锅里煮熟，蚌壳也会张开，仍然不被采纳。最后他们用工具费了好大劲才撬开蚌壳。
当时同学们都七嘴八舌的提出自己的方法，王老师都不置可否。我说：在太阳下暴晒，等水流完它自己就开了！王老师点点头说：这样可以。我又说：放到锅里一煮死就开了！王老师又点头说：这样也行。有同学说用锥子撬的办法却没得到王老师的支持。
我说的方法当然可以，但从“吃”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可行性了。河蚌因水流干而死蚌肉肯定会变质，而直接放在锅里煮熟也将味道全失。科学实验与现实生活毕竟有一定的差距。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们就像从四面八方来赴一场文化盛筵，最终还要各奔东西。如今席还未散，却有人要提前离席了。这场伤感别离的主角是孙强。
孙强是作为“反高考移民”从新疆来到内乡读书的。大概原计划是读完高中后回去考大学，但世事无常，他的家庭似乎遭遇了变故，祖父病倒想念长孙，父亲也身体不好希望他能早点回去，于是孙强挥别众人远赴西域。
杨运龙很想送给孙强一个像样的告别晚会，但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最后决定篮球队成员在一起照一张合影，来承载近两年的美好时光。不过杨运龙希望大家的着装统一一些，要求参加照相的成员必须都穿黑皮衣。
就在大个子们都在紧锣密鼓的到处借黑皮衣时，班主任陈老师紧张到了极点。那几年港台的古惑仔电影已经在内地放映，受其影响内乡也有一些中学生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些所谓的帮会。如果我们班的同学也建成一个什么黑衣帮，陈老师恐怕以后就别想过安宁日子了。周末那天下午陈老师在校外遇到了我，远远的把我叫过去问那么多人穿黑衣服做什么。我如实告诉他：孙强要走了，他们找黑衣服一起照相留念。陈老师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新的一周开始时，班里已经没有孙强的身影。唯有在那张篮球队的合影上，孙强抱着篮球坐在中间，开心的和大家告别。
天气逐渐炎热起来。每年的七一我们是要照例放假的，当然不是为了过建党节，而是因为每年初中考高中都是在七月一、二、三号举行。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下一届考生来说，考题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一科考语文，大家都很关心的作文题目是《生日》，题材不限。而能想到这一天是“党的生日”的考生却很少，下了考场一经提醒，一个个懊悔不已。其实生日这个题目限制不多，可以随意发挥，但如果谁自作聪明的要从党的生日入手，恐怕就麻烦了。那样必须写成散文的形式，而初中生中很少有人能熟练地驾驭散文。出题的老师真可谓费劲心机。
更令人震惊的是数学考卷。初中的数学分为几何和代数两门课，一般情况下由不同的老师任课，讲授内容相对独立，而中考的数学卷也是一部分代数题，一部分几何题，综合性题目很少。而这次考试的最后一题却是一道综合题，既考察圆的几何性质，也用到了二次方程，很多考生措手不及，得分率很低。这道题目也引起完中几何老师和代数老师的争执，最终达成一致：以后两科老师要精诚合作，不分畋域。这使我们这届学生受益匪浅。
学期结束了，但这个暑假却不属于我们。毕业班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就是暑假期间补课一个月。看着行色匆匆的新老师，每个人都明白，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逐渐远去，美好的童年生活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历史,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平日记忆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第四章完）
又是一年春来到。
四季更替是自然规律，但我国的面积太大，不同的地方气候迥异。郁达夫认为南方的秋天“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是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北方的秋意固然浓厚，但春天就来的晚了。常常到了阳历三月中旬，太阳才露出温暖的笑脸。清明还能感受到寒意，而五一就有夏天的味道了。明媚的春光一带而过，让人来不及回味。
也只有在中原，特别是秦淮一代，才是真正的四季分明。立冬是冬天的开始，打春时节已经是春光和煦了。正月初八开学，河边的柳树枝头已经泛起浓浓的绿意。随着惊蛰一声春雷，展着花翅膀的春姑娘遍布村头的树丛。
新学期最令我们欣喜的变化，是校园里冒出十几座新乒乓球台。
作为邓亚萍与刘国梁的故乡，河南有着浓厚的民间乒乓球氛围，几乎每个城镇都有打乒乓球的人群。乒乓球运动投入少，一副廉价球拍只要几元钱;不需要太多人参与，两个人就能对垒厮杀，唯一麻烦的是标准球台太少，大家只好各想办法，通常是四张桌子一并就凑合一个球台。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打乒乓球，为找球台历尽千辛万苦。那时候内乡县城的室外球台不多，高中、师范都有几个，但那里打球的人更多，而且离我家也太远。东关的球台有百货公司大院里的一个，水利局大院一个，这两个地方也是我周日最频繁的去处。后来服装厂，文化馆都建过乒乓球台，但使用时间似乎都不长。
乒乓球高手也很受大家的崇拜。那时候东关最有名的高手是杜瑜，他用直拍却善于反手抽杀，动作飘逸令人神往。另一位高手是家住县医院后面的梁超伦，我当时觉得看他俩打球通常要比自己亲手实践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由于僧多粥少，过于稀缺的球台成为制约乒乓球迷水平进步的瓶颈。我在学会打球的两年里，甚至从没能打过21分一局的比赛。通常的赛制是“考试六分制”。
所谓“考试”，就是每次比赛擂主为“考官”，攻擂着为“考生”，第一个球“考生”必须赢下来，否则立即失去本轮打球资格。如果“考上”了，才能和擂主进行六分制的争夺。在最初的菜鸟时代，我通常是刚把球发过去就被擂主扣死，等一个上午也就是练几次发球。
比赛的发球规则也很有意思，除了第一个球由攻擂者发外，以后每次都是输者发球。这意味着我只要“考上”，就有机会练习六次发球。但有时候会遇上更为严酷的“三光”规定，即如果比分拉大到三个分，落后的一方即判输掉比赛。由于作为“考试”的一个球也被计入比分，因此攻擂者不可能0：3落后，但1：4 或2：5是常有的。这样菜鸟打球的底线是“赢三个球，避免被三光”。
“考试”的时候，还有“自杀球三合一”的说法，即攻擂者考试时如果一发失误并双发失误，还有第三次发球机会。据说这是为了鼓励新手在考试时尽量的发出擦边球以赢得打球的机会。但这里也有陷阱：平时发球擦网是无效的，但考试时发球擦网也占用一次“三合一”的机会。也就是说考试时连发两个擦网球，再自杀一次就算考试失败。这项规定看似不合理，但其的解释是：考试自杀球三合一实际上造就了擂主的精神紧张，而擦网球同样的达到了使擂主神经紧张的效果。对于菜鸟们来说，充分的利用规则能得到更多的打球机会。
比赛的擂主在通常情况下总是高手，菜鸟在考试时更显得狼狈不堪。也许是为了照顾那些总“考不上”的新手，有时大家会打名叫“挑大将”的团体比赛。
“挑大将”通常是6～10个人游戏，首先上场的两人是“元帅”，他们在其余的人中挑选自己的“大将，二将，三将...”直到把所有的人挑完，这样参与者都将自动进入两个阵营。但不同的级别输球的个数是差别的。通常元帅10个球，大将8个，二将6个...级别越低，能输的球反而越少。
首先是双方大将对垒，一方大将输8个球就下，二将接替。而每个人的输球数是累计的，一般双方“大将”的水平相当，如果一方大将以8：6战胜对手，当对方二将上场时自己再输两个球就必须下场。双方的兵将都打过，最后才是元帅上场。元帅水平既高，手里的球又最多，因此到最后总是两位元帅的对决。如果一方取胜，则这方的元帅保留职位，大将升格为元帅，两位元帅再进行下一轮挑选。
“挑大将”能保证新手每轮都有打球的机会，但赛制显然仍不公平，拼力厮杀的最好结果也就是己方胜出，大将升格为元帅，而自己却仍要接受被挑为三将甚至四将的命运。实力决定话语权，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
乒乓球有单打、双打，但你见过单人和双人对垒的比赛吗？“元帅将军士兵”就是一种。
这种游戏形式通常是比赛之余的调剂。单人的一方是“元帅”，双人的一方“将军”站右手位，士兵站左手位，由将军发球，双人一方必须轮流击球，因此在竞技规则上处于下风。
除了轮流击球的困难，双人的一方在竞技心态上有更大的不利。将军和士兵并没有绝对的共同利益，反而在双人方输球时，要实行“问责制”，即追究这个球是谁输掉的。如果是将军输掉的，则士兵升为将军，将军降为士兵。如果是士兵输掉的，则士兵下，由下一个游戏者来当士兵。因此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旦双人方处于下风，将军和士兵争相把球挑高，期望元帅一板子打死，这样伙伴接不住，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这种以邻为壑的打法，在团体比赛中实在少见。
将军士兵一方好不容易赢一球，下一个球则由元帅发球，将军接发球。如果将军士兵还能再赢下来，则将军升为元帅，士兵升为将军，元帅降成士兵。再开始下一轮游戏。
体育比赛注重拼搏，而团体比赛更重视队友之间的信任和配合。“元帅将军士兵”的比赛不但需要和对手较量，还要与队友算计。这大概也算是这种游戏的独特魅力吧？
乒乓球运动立即在完中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原来有基础的自不必说，从来没接触过乒乓球的同学也很自然的参与其中，成了最新的一批菜鸟。其中也涌现出不少乒乓球天才，包括我们班的郑征和俩头张勇。
不管怎么看，郑征都不象是一块运动的料。他平时走路上身习惯前倾，快走起来尤其显得笨拙，某些关节略似机器人。但也就是这个郑征，在我们的鼓动下拿起球拍，学会乒乓球规则，然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迅速超过大家，成为班里数一数二的乒乓球高手。
我不知道如果郑征从小就接受乒乓球培训，是否有机会成为国手，但他确实有非凡的乒乓智商。他用一星期时间学会了熟练的推挡，然后我给他讲旋转球的要领，他似乎是瞬间掌握。然后我又给他演示了提拉技术，他很快就能拉出质量比我高得多的球，至此我已经不能再教他了。郑征也不再满足和我们班的同学较量，他常到大殿后面的乒乓球台上会展全校高手。
郑征的进步速度令我们这些老手汗颜。靳东浩在对郑征屡战屡败后，只能在语言上贬低他：“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你这样露相，算不上高手！”
和郑征一样，俩头张勇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不会发球迅速成长为威风八面的高手。据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双手还藏在抽斗里模拟击球动作，果然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每学期结束，完中照例要评选三好学生，然后在下一学期进行表彰。
三好学生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实际上主要是看学习成绩。每个班大约有十多个名额，班主任把学习成绩前25名的名单写在黑板上，同学们投票选举，公开唱票，因此一般情况下反映了同学们的意愿。班主任手里还有一个优秀团员的名额，记忆中我在完中几乎每次都被评为“三好”，唯一的一次落选，正是陈老师把优秀团员给我了。只是奖品太少，一张奖状一个作业本而已。
但完中的三好学生评选根本不顾及体育成绩。否则，如果我这样体育屡次不及格的学生，被评为“三好”也许还能说的过去的话，任大乐也能过关就太不可思议了。
表彰大会照例在文庙大殿前举行，结束前各班一等三好生要到台上合影。原来三好学生也是分档次的，每班报上去的三好生也分为一二三等，一等三好生大约四十位，汇聚了全年级的精英。第一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四班的任大乐，他的出现立即引起全场的一片惊呼。
任大乐学习成绩很好，但没有人相信他能通过体育考试。因为虽然已经上初二，但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左右，比我们这些身材较矮的同学还要低出一个头。有人以为他年龄偏小，其实他和我同岁，他的弟弟已经比他高不少。无疑，他是一位侏儒症患者。
在学初中生物的时候，有人分不清“呆小症”和“侏儒症”的区别，但这对我们那届学生来说绝对不是问题。任大乐的成绩说明了他一点也不“呆”，事实上，他的心智发育都很成熟，撇开身高不提，他的各方面似乎都比所有人都正常。
一年后任大乐应届考入了高中，按他的成绩肯定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但不知他的求学过程是否受到身高的不利影响。但我想即使遇到挫折，他也一定能有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一切困难。常遍世间苦趣，也是人生大乐。
开学不久，元宵节便到了。
元宵节在中原一带很受重视，家家都要包饺子，十五晚上十六一早都要放炮，和春节的规格一模一样。有的人家还会在十五前后走亲戚。当然，元宵节一过，年也就彻底过完了。
内乡县每年都会在元宵节举办“灯展一条街”的活动，通常是在东关大街，从县衙门口一直摆到花园。除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外，县里的各大工厂也会派出宣传车，在出自己的模拟产品里面放上光源，成为颇有生活情趣的大灯笼。机械厂的“打麦机”轰鸣，造纸厂的“造纸机”下出现一叠叠纸张。还有那一排排的走马灯、关刀灯、莲花灯、十二生肖灯...每每令观灯的市民流连忘返。
这一年完中也要求每个班献出六盏花灯装点校园，并要进行评比。我们班则把任务转给了各小组，每组落实一盏。我们组的组长刘生君本来计划每人交三块钱买一盏花灯算了，但我回家和家人一商量，妈妈决定自己动手做一盏更具特色的。组里的人也都很赞成，刘生君就把收上的钱给了我。
我把钱拿回家交给妈妈，爸爸妈妈相视而笑。然后爸爸坐下给我讲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说做灯笼是为小组，为班级做贡献，不能收同学们的钱。我想也有道理，第二天便把钱还给了同学们，我妈妈也苦心孤诣的做出一盏既传统又新颖的大红灯笼。
展出和评比我们却不能参与其中，但妈妈做的灯笼还是得奖了。奖品大概是点钱，因为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刘生君已经把奖金全部用来买了一批瓜子，在全班分发。
就在大家兴致勃勃的嗑瓜子的时候，我很是愤怒，为了这件事，我和刘生君彻底闹翻了。刘生君大概也想想我解释点什么，但我不愿意接受。以后的日子，虽然他还是我的组长，但我们几乎从不来往。
十多年后再度回首，也觉得当年的意气颇为可笑。刘生君的做法也许值得商榷，但并没有什么错误。我自愿贡献出灯笼，而获奖是小组的事，他作为组长是有权处理奖金的。但我当时就是想不通。呵呵
初中毕业后刘生君并没有应届考入内乡高中，但他最终还是顽强的考上了大学，现在郑州工作。我们班的同学上同学录的很少，常能见到的只有我和马瑞恒，刘生君三人。度尽劫波兄弟在呀！
这学期，内乡完中重建了少先大队组织。
提起“少年时代”，更多的人回想起上小学的岁月。进了中学走进xyz函数原子的世界，少年的时光已经渐行渐远。但说起“青年”，又必须是在十六岁的花季之后。初中生恰好处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尴尬夹缝之中。
那时候内乡的小学还是五年制，再加上普遍入学较早，大部分学生考上完中时不过十一、二岁。加入共青团的年龄标准是14岁，不少人刚到这个年龄就该初中毕业了。因此绝大部分初中生长期处于“无组织”状态，这对于正处于身心成长关键期的初中学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十四岁的英雄赖宁牺牲的时候也是一名少先队员，这个现实也推动了很多初中的少先大队建设。
少先大队成立大会在剧院礼堂举行，每位班主任都是少先中队的辅导员，而校少先大队的辅导员，则是8班的班主任李守超老师。
李老师一表人才，脸上总洋溢着温和的微笑，很象时下流行的“阳光男孩”，当然他已经不很年轻，也许用“阳光中年”更为恰当。同时李老师还是校教工篮球队队员，讲历史课也很有特色，他的八班学习成绩也在我们年纪名列前茅。
但很反常的是，李老师在学生中的口碑并不算很好，也许是因为他俊朗的外表让学生对他有太高的期望。据七班的朋友讲，李老师作为少先大队辅导员到北京参加了会议，回来后极为兴奋，每节课都只讲二十多分钟，然后就是天南海北的神侃，讲自己少年时用生活费买毛像章的故事。这种授课方式让爱学习的七班同学很难接受。
而我们班的同学对他的意见更多。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缘故吧，李老师和我们班主任陈老师同讲历史课，竞争不可避免，而李老师资格老，陈老师只有亦步亦趋的份。不少同学都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李老师，陈老师和地理张大路老师同行，一路上李老师和张老师高谈阔论，到底都没有回过头来和陈老师搭话。这让我们班的同学义愤填膺，虽然不少人对陈老师在班级治理上腹诽不少，但在这种事情上都坚决的站在陈老师一边。
少先队组织成立之后，上级要求各中队出一次宣传板报。完中的风格是尽量不让活动影响学习，因此最后决定所有的板报都由学校统一制作，学校已经把板报内容印在纸上，最后统一贴到木板上展出。但完中没有那么多的活动木板，要求每个班级找一块黑板大小的木板。
秦文豪主动提出他家有一块三合板可以贡献出来，也不知道那么大的板子他是怎么弄到学校的，但最终他那块板子厚度不够不便采用，其他同学找到了更合适的替代品。
作为生活委员，我需要在每周的班会上总结一周来班级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对好人好事的表扬。说到这件事，我说：秦文豪同学主动为班级带来了一块木板，虽然最后没能用上，但精神可嘉。
这时候，班里陷入一片奇异的寂静，就像暴风雨来之前的安静。仅仅是两三秒钟之后，仿佛是从地底下传来一声笑，紧接着，全班都陷入一场疯狂的大笑之中。同学有的仰头开怀大笑，有的趴在桌子上捂着嘴笑，有的拼命忍着却眼睛眯成一条缝，到处是一片遏制不住的笑声。
只有三个人没有笑：陈老师，秦文豪和我。陈老师也许已经过了哄笑的年龄，秦文豪作为当事人有几分尴尬，而我早已预料到这里可能会有笑声，只等着大家笑过之后继续说下去。
这句话真有这么可笑吗？是！不过说来话长。
每个地区都有方言，但在同一个地区，不同的人群也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群体语言”。我国古代有一种“女语”，在女性中通用。而每个时代的学生也会有一些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的词汇，或者对很平常的词汇有着不同寻常的解释。“精神可嘉”即属于此类。
河南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但也许很少人知道，河南对计划生育工作极为重视，象“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等标语在城乡时可见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内乡的小孩口中流传着一句话“精神可嘉，老母猪结扎”。编这句俗语的作者也许是对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看不过眼，讽刺结扎都结到老母猪头上了。老母猪都响应国家号召要结扎了，这当然不行，但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总的来说，这不过是一句幽默口语罢了。
但这句话已经在内乡的小孩中口耳相传起来了。很多小孩还根本理解不了“精神可嘉”的含义，更不知道“结扎”是做什么，但可能一个人在路上走得时候嘴里就能念叨出“精神可嘉，老母猪结扎”这句话。说这句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像另一些小孩没事会念叨“烤大火，上西坡，蓝油膜瞧外婆”一样，只是随口念出的。
久而久之，在很多小孩的心里，“精神可嘉”这个词已经和老母猪肥胖笨拙的形象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非正式场合，“精神可嘉”已很难被认为是一个褒义词。当然，我在班会上这样提，秦文豪不会认为我在取笑他。同学们笑过之后就会安静，也有人佩服我用词大胆。
在八、九十年代，中小学生读物是很少的。老师能推荐给学生的大概都是些作文选，而那里面的大作读起来通常都酸得掉大牙。《故事会》之类的刊物老师则严令禁止，幸好还有一本能被老师和同学同时接受的刊物，那就是《少年文艺》。
在我的记忆中，《少年文艺》的大多数作品文笔都很清新，更贴近学生们的生活。从那里面，我们了解了西双版纳景颇寨子的热带生活，了解了文化宫、海洋馆是那么丰富多彩;知道了大城市里的少年在暑假会参加夏令营，班长会带“两道杠”。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少年文艺》是我们了望世界的一个窗口。
有一期《少年文艺》刊登了一篇关于“盲人语”的故事，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巨大兴趣。
所谓“盲人语”，据说是古时候盲人之间相互交流而不愿意被明眼人听懂而发明的一种语言。但盲人语又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它是附着于汉语而产生的。汉语中的每个字都对应盲人语的两个字，即用这个汉语字的声母任意配一个韵母发第一个音，然后再用这个字的韵母任意配一个声母作为第二个音。比如“你（ni）”字用盲人语可以说“那na里li”。其实这种发音方法在我国汉语发音拼音化之前被称之为“反切”，《镜花缘》中对此就有过表述。
和盲人语一起流行的，还有一个关于盲人语的传说。据说在八十年代初的对越战争中，有一段时间老山前线我方和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双方发往前沿阵地的战斗指令都很容易被对方窃听。这种情况下应该用密文发送指令，但猫耳洞里既没有翻译设备，也没有破译密码的专业人员。为此我方指挥部曾尝试用方言发出指令，但旋即被对方破译，最后我方使用了这种听上去不像中国话的“盲人语”，结果前线士兵听懂了而对方却茫然不解，最终保证了我方的通讯安全。
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盲人语确实在我们班流行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了“新”名字，王肖戈变成了“温郎下廖故车”，怎么也不象中国人;郑征是“扎楞扎楞”，很象西部的少数民族，陈宇则成了“产本一木”，象日本人吧？
这股盲人语的风潮在学校流行时间很短，毕竟能一个字说明白的非要用两个字说也太笨拙了。那句“那里呼哨”也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
转眼间，又到了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时节，不少同学又惦记着去春游。不过这一次不需要我们自己再策划，学校已经计划好了。
完中的传统是很少组织与学习无关的活动，不过这一年有些例外，居然组织一年级的同学到南阳春游！紧接着就听说我们二年级可能会去襄樊春游，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全年级所有的同学甚至家长。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全校老师在大殿开会，门外窗外则聚集着打探情报的同学们。我听到符校长在发言中说：这周我们组织一年级的师生到南阳春游，下一周我们准备组织二年级的学生去襄樊！襄樊的发展......他还在继续阐述襄樊的情况，但这已经与我们无关了，一阵欢呼声从大殿前传出，很快笼罩了二年级的各个班级。
学校从运输公司租了十辆大客车，每班六十多同学乘坐一辆已很紧张，但还必须为老师留出七八个空位――二年级的任课老师被分配在各个班的车里。这是一次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活动，班主任老师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的同学绝对不能分开，组长必须随时清点人数......
好事当头，甚至连小杨的面目也不再狰狞。学校本来计划是4月5日这一天出游，不知为什么有更改成6号。有一次我们班的同学在教导处遇到了小杨，问他为什么改日期，小杨笑着说：你们想淋雨吗？我大惑不解，有人醒悟过来了，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呀！原来如此。
可老天还是给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5日这天风和日丽，到了晚上却阴云密布。6日一早，小雨居然滴答滴答的洒满校园。大家心怀鬼胎来到学校，看见雨中停着的一溜汽车才放下心来。陈老师打着伞在车门口安排座位，还不停的安慰我们：早上下雨，说明这一天都是晴天！
果然被陈老师说中了，汽车冲出内乡，天就逐渐放晴。刚开始十辆客车还按顺序行驶，过了不久就撒起欢来你追我赶，每次超车都伴随着一车的欢呼和一车的哀叹。过了邓县不久就进入湖北境内，这是我十五岁以前唯一的一次出省经历。路况逐渐变差，小镇附近的道路稍好一些，却大部分被菜贩占据，但不管怎么说总还可以通过，比我们学校门口强多了。整整四个小时的行程，车里没有断过欢声笑语。唱歌，欢呼，划拳，同学们把平日压抑的情绪在这里全部宣泄出来。就连坐在前排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们也惊异我们居然有如此大的能量。
襄樊市是鄂西北的重镇，但“襄樊”这个地名的历史并不悠久，解放后才由襄阳和樊城这两个隔汉江的县城合并而成。不过当时襄樊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了南阳，我们第一次走出省界，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商业气息。
进入襄樊城区的公路上，都有洗车场。如果是为了保证市容整洁，倒也无可厚非，但我们明明看到很多脏兮兮的本地汽车却可以长驱而入。更有甚者，我们的大客车交了洗车费后，不用洗就可以通过了。这倒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因为这样我们的车就可以走在前列了。
第一个景点当然是襄阳古隆中，这就要穿越汉江。河南省横跨江河淮海四大流域，南阳盆地主要属于汉江-长江流域，原来我们门前潺潺的小河水都汇聚到了这里，浩荡的江水还将继续他的征程。极目东望，水随天去绿无际。
206#作者：大头鱼鱼 回复日期： 2008-12-12 15:56:00
和南阳古隆中类似，襄樊古隆中也是以“卧龙岗”为主体，包括岗下的一片林地。卧龙岗并不高，已经修建了整齐的石阶，大家一起拾阶而上。周晓宇带了一台小型录音机，正在放歌鼓动大家攀登。哪首歌的旋律很激昂，但歌词只有一个字：“快，快，快快快！”
这时候遇到一位卖汽水的大娘，非要我买一瓶不可。我回答说：我等到山顶再说。谁知大娘说：我给你送到山顶吧！我愕然抬头，才发现山回路转，山顶已在眼前，那边大娘已经把汽水瓶打开了。要知道“汽水”的价值全在一口“气”，打开瓶盖后溶入的气体就会跑掉，看来我必须买下了。但我想：你不是要给我送上山顶吗？就不急着接下，而是转过身慢慢的向山顶走去。万没想到那位大娘见我没有要的意思，居然又把汽水瓶的盖子重新盖上，这样的汽水...真不可思议。果然到了山顶，就听到庞浩在抱怨这里的汽水根本没有往里面压气，真难喝！
山下有几处被大幕布遮盖起来，就像是马戏团在表演。我们走进揭开幕布一看，里面插了很多一人多高的竹签，这就是所谓的“八卦阵”了。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迷宫。杨少耕花五快钱买一张票进去，转眼间已经三进三出，感慨这样的阵容太没有挑战性了。这时候他发现周昱江在里面转不出来，就决定进去把他带出来。没想到这一进就入了“休门”，不但找不到周昱江，自己也出不来了。急的满头大汗。
离开古隆中，我们又去了襄阳古城墙。《神雕侠侣》中“襄阳鏖兵”章中的很多故事都是以这里为地理背景。但同学们的兴趣却大都不在城墙，而对湖中泛舟更感兴趣。南阳和襄阳距离并不远，但南阳的湖泊很少，大多数同学多没有过划船的经理。湖北是千湖之省，襄樊一代又是云梦大泽的故地，河湖中透出更多的水灵。虽然班主任为安全计，一个劲的劝我们不要下船，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荡起双桨。不但是我们，就连很多老师也忍不住去体会江南水乡的风韵。上岸之后，杨仁景老师还在大发感慨：怎么划也不走，只是在水里打转！同学们听了都偷偷的笑。
攀城墙的人并不多。我走上去，看到前面一个孤零零的人影，竟然是符明照校长。符校长手扶城墙垛极目远眺，正感慨天地之悠悠。
再看日头，早已偏西，赶紧收队上车。不少同学已经很困乏，车里也偃旗息鼓，不复出发时之豪壮。封书杰一上车就说：我要睡一觉。片刻之后转醒问我：快到家了吧？我说快了！封书杰开始在路边找地理标志，突然看见前面的牌子上写着“襄樊市郊区”，吃惊道：才走这么点路呀！
回到内乡，已经是九点多了，赶紧回家睡觉。浑身困乏至极，翻身时胳膊抬起就觉得酸困，再放下就觉得舒服，难得的体验呀！
襄樊之行过后不久，期中考试就又开始了。经过近两年的磨练，同学们也都掌握了一些对付老师的作弊手段。
按规定，考试的时候必须把课桌反过来放，抽斗向前，以防止学生夹带。但把所有的桌子翻过来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因此通常的方法是桌子不动，大家背对讲台就坐。如果教室比较小，考生的最前排已经逼近教室后墙，那里就没有监考老师的立锥之地了。同学们常用这种方法，避开监考老师虎视眈眈的目光。
座次是又一个可作文章的地方。完中考试一般不按照学号就坐，而是根据当时学生的座位。因此同学们经常相互协商构造出“最佳位置配置”。监考老师有时候虽然意识到学生座次有问题，但没有确凿证据，只能找考生的班主任来验证，而班主任通常还有自己的监考任务，因此私自调换座位的情况很普遍。
那次物理考试，有同学强烈要求我和靳红宇给予帮助。因此我和靳红宇都坐到了最前排，中间是毛蛋孙少朗。我和靳红宇只需要把条子传给毛蛋，毛蛋负责再传给其他人。但毛蛋的水平并不仅仅限于抄答案，他把我俩的答案整合优化，结果成绩令人瞠目：我96，靳红宇94，而毛蛋竟然考了全年级唯一的一个满分！
满分给毛蛋带来了荣耀，但更多的是麻烦。以后每次物理考试，李老师都很注意毛蛋的成绩，然后就要拿那个100分说事。有时候对一些成绩一般却又很自负的同学，李老师也会说：你也象孙少朗一样放个卫星呀！大家都会看着毛蛋偷笑，毛蛋则会把头埋在桌子上不肯抬起。
由于物理考试大家配合的不错，英语考试也准备如法炮制。但我的心里有些打鼓，毕竟我的英语水平很一般，恐怕辜负同学们对我的期望，没想到这个问题有人帮我解决了。
考试时间快到了，走进教室的监考老师竟然是别增凡老师。别老师那年刚从王店初中调进完中，他和我表哥是很好的朋友，但当时他并不认识我。别老师审视了一遍教室的气氛，很快就意识到我们那块可能会出现问题。别老师走到我跟前笑眯眯的说：我给你换个座位吧，你坐到讲台上去。在旁边同学惋惜的目光中，我只好来到了大家后面的讲台上。
另一位监考老师居然也是教英语的，就是我们在一年级时候七班的英语老师，特能留作业的那一位。那次考试有一道选择题的可选答案不唯一，我听到两位英语老师在一起讨论这里怎么办，最后决定等候通知。可通知最终也没来，也就是说选两个答案都算对。
看来那位英语老师不但爱留作业，也爱写作业。过了一会儿，她穷极无聊居然站在我旁边做其卷子来！我当时很想转过头去看看，毕竟那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答案呀！可当时我心头又产生一种更幸福的想法：等她做完卷子放这儿，我不可以更自由的看吗？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呀！没想到老师三下五去二把卷子做完，卷起来放进裤兜里就走了。我当时那个后悔呀，肠子都青了一半。
事后和李果谈起这事，他象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眼挣的老大：你没抄到一个？！真是个闷秃...
考代数时我没换座位。一方面因为代数的计算量比较大，我害怕帮助别人自己时间不够用，另一个原因是侯子对自己的水平没把握，要我留下来帮帮他。但侯子的期望并不高，考前我们已经商量好，我给他大约八十分的答案。
卷子发下来，我先看了一下，最后一道大题十分，倒数第二题九分，我当即决定除了这两题外，给他前81分的答案。一阵艰苦的运算，我把前面的题目做完，然后写在早已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传过去，回头研究最后两题。
谁知没过多久，侯子就开始小声喊我。我想这家伙也太贪了，有了80分还不知足？就没有理他。没想到这次侯子锲而不舍，监考老师一离开他就继续喊我，折腾的我心烦意乱，我转过头去给侯子做了一个别再喊了的手势，然后总算把最后两道题目啃了下来。
考试结束交卷，侯子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两道题做错了！一道选择，还有倒数第三题的计算！
我目瞪口呆。刚交上的卷子，题目都还有印象。“复盘”研究，果然选择题的第三题我粗心做错了，还有就是我给侯子的最后一题，他发现了其中的计算错误。原来侯子拼命喊我是为了告诉我这两个错误，可惜我当时浑然不觉。哎，辜负了好哥们的一片苦心。
这次数学考试我选择扣4分，大题计算扣3分，最终得97分。而侯子呢？81分，除最后两题空着，前面题目的得分率是100%。也就是说，如果我把最后两道题目的答案给他，他将得满分！再放一颗卫星。
可惜，可惜。
这种“互帮现象”在班级很多，甚至出现在男女生之间。王波为了帮李秀栓，还演出一场“桌下惊魂”。
王波坐在李秀栓的后面。按照事先的约定，王波把答案条放进鞋子里，然后把脚放在李秀栓的凳子上。也不知道李秀栓怎么想的，竟然把手伸进鞋子里，都摸到了脚趾头还找不到纸条。王波只好告诉他：在后面。李秀栓还在寻觅，一个巨大的身影已经笼罩在他的头顶。原来监考老师看他一直佝偻着，关切的问他怎么回事。
好个李秀栓，临危不惧，马上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肚子疼的厉害。
监考老师有点尴尬。因为按考场规定，考生考试期间是不准上厕所的。而看着他这么痛苦，监考老师即使于心不忍，也只能在心里说抱歉，就匆匆离开了。
让李秀栓钦佩不已的是王波的定力。遭遇这么危险的意外情况，王波的脚放在李秀栓的凳子上丝毫未动。如果是胆小的女生，可能会连忙把脚抽回来，那样整个事件必然露馅，将逃不掉串通作弊的罪名。
有瞒天过海的幸运儿，就有不幸被捉的倒霉蛋。每次考试都有人作弊被抓，一般都会得到警告或记过处分。而这次考试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那就是七班的严军纪。
严军纪是我在三小的同学，五年级时候还同班，绰号是“公鸡”。我爸爸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就怀疑他出自军人家庭。生活中的严军纪也严于律己，很难想象他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并闹出轩然大波，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语文是作弊情况最少的科目，一方面是主观题比较多，抄袭起来不很方便，另一方面汉语是大家学习使用十来年的母语，很多题目都能“蒙”出答案。但严军纪就是在考试语文时出了事。这次他们班的监考老师恰好是四班的班主任李建华老师，可谓冤家路窄。
严军纪在写作文的时候，大概自己也浸淫到文章的意境中去了。发生了提笔忘字的现象，他就随口问旁边的同学。不知道旁边的同学回答了没有，却被李老师发现了，李老师认为他作弊。大概此时严军纪才明白过来现在是考试时间，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下意识的问了别人，还没有得到回答，不能算作弊。一来二去事情闹大了，李老师也下不来台。按照考试规则，监考老师对违纪事件有最终认定权，倒霉的严军纪最终不但被认定作弊，还必须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
但严军纪显然还是不很服气，在检查中详细的描述了考场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心理变化，听上去像是一篇应试作文，也像是一篇辩诉稿。每个人都感觉这件事情对严军纪不很公平，但也只能这样了。
据说那场考试的不幸者还有李国顺，他疑似作弊，但没有真凭实据。监考老师让他站起来，却又不发落。眼看宝贵的时间一分分的流逝，他只好站在那里答题，直到半小时后监考老师才让他坐下。事后大家很为李国顺不平，他却感慨不被记过，不用做检查，已经够幸运的了。
期中考试后不久，学校又组织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轰动一时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电影的情节在今天看来已经太落俗套：出身地位的女孩爱上了豪门子弟，遭到老夫人的坚决反对不能结婚，却生下了儿子小强。豪门子弟结婚后妻子却习惯性流产不能生育，老夫人偶然见到孙子后设法要回，母子骨肉分离。如今这种电影恐怕已经很难骗取观众的眼泪了，但当时的电影院里却又很多成年人泪雨滂沱。电影的买点也是“超级哭片，请带泪帕”。很多影片似乎带有某种教育意义，票价也不贵，很多人都曾经看过。
第二天下午正在上自习，突然邻班教室传来唱歌声。大家都莫名奇妙，完中为了避免音乐课影响别的班级学习，音乐教室远离教学区。仔细听下去，原来竟是在学唱电影的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同学们顿时精神起来。等邻班一学完就赶紧跑出去抢老师和风琴，这时候苗头也赶过来了，要求音乐李老师赶紧离开不要影响大家，李老师笑着说：一会儿就完了。我们赶紧把风琴抬进班里，苗头看着我们没有说话，李老师也马上走进我们班开始教歌。歌词和旋律都很简单，一会儿就学会了。那几天，校园里到处传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声。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享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刘若石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班的语文基本功，用尽了浑身解数。成语接龙，同义词置换，古文翻译...最后还要每人来一场演讲。
这种演讲我倒是不怕，小学时虽然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叨陪末座，但至少练就了一副厚脸皮，演讲时只要睁着一对无神的大眼睛却不去看台下就行了。但也有人对此畏如蛇蝎，出乎人们的意料，对此最恐惧的居然是“俩头”张勇。
也许还有人能记起俩头的强颜舌辩，平时和同学玩闹，把黑板说成白的也气不发喘面不改色。如今还是面对这些听众，只是换了个舞台，俩头就不适应了。刘老师按照班级64个人做了64张小纸条，让大家抽签决定演讲次序，俩头一开始就不停地低声念叨：上帝保佑让我抽到64号...不久就有消息传来，64号上签已经被马毅抽走了，俩头开始“退而求其次”，祈祷63号。
怕处有鬼，等俩头伸着颤抖的手从刘老师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展开后，我们都忍不住的笑，他居然不负众望抽到了1号！那一刻俩头面如死灰。此后的两天，俩头失去了往事的风采，顾盼间都显得心事重重，有人问他准备的演讲内容，他象兔子一样逃开。
演讲的时间是周四下午的作文课。其实两节课一共90分钟，平均下来每人不到一分半，能说点什么呀！刘老师事先准备了六七个题目，大家可以任选其一。但上课铃打响后，刘老师发现俩头的座位上空空如也，这家伙居然逃学了！刘老师等了两分钟，只好宣布从二号开始。
此后的一段时间，谁要是和俩头拌嘴，总要拿他这次临阵脱逃说事。但这只是自寻烦恼，因为只要不是站在讲台上，不在老师的视线下，俩头立即重新变得口若悬河信口雌黄，我在旁边听着，对他的佩服也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216#作者：大头鱼鱼 回复日期： 2009-1-15 14:04:00
也许是因为年龄缘故，刘老师讲课一般不会慷慨激昂，她通常会象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在给路人的诉说，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学习《苏州园林》一课，大家对文中的“隔而未隔，界而未界”很不理解。刘老师举例说：就像我们校园里文庙大殿和两边的廊房之间，用一个拱门隔开......真是一语中的呀！她后面的解释大家都不用听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远比一大堆解释更容易被理解和牢记。
学习《桃花源记》，不少同学很疑惑武陵人在出桃花源时“处处志之”，结果最后还是“迷不复得路”，有人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刘老师解释说：他出桃花源时人们已经要求他“不足为外人道”，可他出来后就“诣太守”，没有守信用，因此他就回不去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变成了幼儿园的小孩子，刘老师在给我们编写童话去诅咒忘恩负义。
在《愚公移山》中，智叟对愚公的移山行动提出疑问，愚公以一大段话做出了回答，最终“河曲智叟亡以应”。在我看来，这只是挖山行动的一个小插曲，即使他辩驳不过智叟，仍然会继续自己的移山工程。但刘老师特别强调这里智叟“输理了”，在她的讲解中，愚公在这场辩论中的胜利可以和他移山的行动相提并论。
刘老师是对的，因为太行王屋二山并不是愚公搬走的，而是他的行为感动了上帝，上帝派神仙搬走的。伟大的决心带来行动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而刘老师曾从那个人人都会背诵《愚公移山》的年代走过来，她更能理解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改造作用。但愿以后这种改造都能够多一点理性，多一份智慧。
对于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批学生，刘老师倾注了更多的爱。每周三个语文早读，刘老师都会在5点50分按时进班。比起一般的任课老师，她和同学们有更多的思想交流，讲学习态度，讲人生目标，刘老师象一艘即将退役的军舰，把多年来在惊风密雨中积累下来的航海日志赠予即将启航的新船，帮助他们去乘风破浪完成未竞的事业。
为了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刘老师还曾送给我一直鹅毛圆珠笔，全班大约有十几个人得到了刘老师的惠赠。在一个早读时间，刘老师把我们十几个逐一叫上讲台，告诉我们这支笔包含了她对我们的期待：白色象征纯洁，羽毛象征飞翔，笔象征文化......
刘老师家住在高中家属院，后来我家搬到了机械厂家属院，常能在路上遇到刘老师。每次向老师问好，我都怀着一种莫名的惊慌与惭愧，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辜负了老师对我的殷切期望，甚至因此有意无意的躲避刘老师。又过了一些年头，我也做了老师，才明白其实在老师的心底，对学生无欲无求。一方面当然期盼自己的学生能够事业有成，但没能闯出一番天空的学生也决不会有任何抱怨。也许在老师的心里，每个学生都象是自己的孩子，即使失败的孩子，在家长心里他也是最优秀的。
今年春节我不能回家了，只能在这里向所有的老师问候一声：亲爱的老师，新年好！
呵呵，春节前后事情比较多，笔就搁下来了。
对青春的回忆总伴随着惭愧。就在刘老师大清早风尘仆仆的赶到完中辅导早自习的时候，我们却在偷偷的玩“官打捉贼”的游戏。
小时候在农村就玩过这种游戏的原始版本：撕下四张小纸条，分别写上“清官”、“打手”、“捉手”和“小偷”，四个人分别抽一张纸条，角色就分配了。捉手抓住小偷的手，打手开始边打边念叨“一五一十骑白马，问问清官打不打？”如果清官说“打”，打手还得继续;直到清官说“不打了”，游戏终结，重新分配纸条。
到了县城之后，游戏有了“升级版”。四个纸条变成了“官”，“打”，“捉”，“贼”，游戏开始后做贼的千万不能自投罗网，而是等着官首先问：谁是捉？
捉回答：我是捉。（不是个好职业）
官继续问：你捉谁？（下任务了）
捉回答：我捉贼。（废话）
官问：贼是谁？（图穷匕见，绕不得圈子了）
捉必须在另外两个神色不变的伙伴之间猜出一个贼来。如果猜对了，那是贼挨打;但猜错了，就该自己挨打了，真正的贼反倒可以逍遥法外。
不管怎么，打手都没有被打的危险，但打手通常会和贼一起配合起来捉弄“捉手”，这对捉手的情商也是一种锻炼。一旦开打，唱词也变了，“一五一十过金桥，温温清官饶不饶？”同样，”不饶”就得继续打，“饶了”代表下一轮游戏的开始。
那段时间我和郑征坐同桌，前面是彭红斌，彭红斌的同桌...我居然忘记了！汗一个。漫漫早自习，读一会儿书就犯困，但做起游戏来人人有精神。
纸笔都是现成，彭红斌的字最好，当然由他来写好官打捉贼四个纸条，我们每人抽一张，心怀鬼胎的看过之后，便捧起书本开始审案。当然捉住“贼”之后是很少动刑的，毕竟这是课堂不是公堂，要是被老师抓住，“官”也就变成“犯官”了。
不能真打，游戏的重心自然转到了捉贼过程。大家决定给“捉”增添一点难度，即开始时候“官”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样“捉”的工作就由二选一变成了三选一。
开始的一段时间，“贼”总会首先跳出来冒充官长问“谁是捉？”捉受惯性思维的影响，通常会在剩下的两人里挑选贼，这样真正的贼就可以蒙混过关了。但很快“捉”就对此有所觉察，毕竟大家都在不停的在各角色之间轮换，此后“捉”就专拣提问者下手，果然屡有斩获。从此“贼”又变得小心翼翼了。
一次发牌后，大家沉吟片刻，彭红斌首先问：谁是捉？
郑征回答：我是捉。
彭红斌问：你捉谁？
郑征思忖一下，直接说：我捉你！
彭红斌大怒：你敢捉我？！
郑征想了想，坚定地说：我就捉你！
彭红斌亮出底牌：官。不像平时捉完贼就作罢，这次彭红斌坚决要求打郑征。大家回头观察觉得老师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现，打手就开始打郑征。一五一十过金桥，彭红斌就喊到“不饶！”，再打一轮后，彭红斌才解气说“饶了”。
从此以后，捉手在捉人的时候也有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当然是捉到贼;中策是捉不到贼，也避免捉住官;不幸真捉到了官，在老师暂时不会出现的情况下，官通常要求打一轮才解气。
天天搞司法工作，自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读书了。语文还好说，英语可是每天都有课文背诵任务，背不下来怎么办？我还有一招可以糊弄老师，道具是课桌。
那时完中用的课桌大都很老旧，多年来桌面上积累了各式各样的划痕，但一般桌子不会有很大的变形。也不知道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我的课桌面上的木板开裂了，中间有一条一指多宽的裂痕，平时写字时会稍受一点影响，而背书时作用就大了。
记得有次学习金字塔那一课，一节课讲了三自然段，前两段都有四五行，最后一段只有一个长句，早读时间当然要求全部背诵。上课抽查，张老师叫道了我。我早把英语书翻到要背诵的那一页，放在课桌的裂缝下面。裂缝太窄，只能看到一行多文字，我弯腰站着，把手伸进桌兜里慢慢把课本向上推。由于只能看到一行，“背书”的语速也快不起来。好容易把前两段念完，我再也念不出第三段了。张老师等了一会儿，不无遗憾的说“只剩下最后一句，怎么突然忘了呢？”就让我坐下。张老师，你那里知道...最后一句要翻页，而我...我哪敢在桌兜里做那么大的动作呀！
英语成绩太差使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举步维艰，而说起原因又总愿意归咎于老师。但正如我们初学英语时就见过的一句谚语：No pains,no gains.学习成绩不好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汗水的浇灌。有一个学习英语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唉，啥都别说了，眼泪哗哗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班的同学们总喜欢坐别人的座位。用韩乔生的话来说，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班级流行换座位。
现在很多学校为了保证学生的视力健康，都每星期调换一次座位，但那时候这项政策在内乡初中还没有实施，一般情况下一个座位一坐就是半学期甚至一学期。时间太久，就有了审美疲劳，因此大家总觉得别人的座位更有新鲜感。因此一旦有了始作俑者，同学们立即跟进模仿，把整个班级的座次来个乾坤大挪移。
首先行动的是少数男女同桌的同学。小学时代老师为了防止同学之间打逗，通常采用地方法是男生和女生坐同桌。用“男女大防”来维持班级秩序，而初中老师采用这个方法就必须谨慎从事了。毕竟同学们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男女同桌也是在为早恋创造条件，因此初一上学期是很少会让男女生坐同桌。但班主任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总能在班里发现一批精力过剩坐不稳当却在感情方面又相对晚熟的男生，他们和其他男生坐一起立即会成为扰乱秩序的策源地，这时候老师就会为他们准备一位学习刻苦又性格内向的女生同桌，用来稀释他们的活跃程度。
俩头张勇和别瑞丽就是这样的一对典型。俩头只要一离开老师的视线，全身上下每个关节立即都变得灵活起来，嘴上当然也不闲着。如果和男生坐同桌，从搭讪，斗嘴到厮闹整个过程只需不超过五分钟。而别瑞丽是另一个极端：不但学习成绩很好，性格也特别稳重，一般的事情都激不起她的兴趣。现在想象，让他俩坐同桌真是绝妙搭配！经常能看到俩头象猴子一样左顾右盼，别瑞丽却像一座山一般巍然不动。俩头总想用语言激怒别瑞丽，但得到的都是淡淡的回应。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俩头坐同桌，别瑞丽会更加内向。性格的中和对双方都有益。
换座位通常发生在午饭后的自习时间。马毅看到樊晓君旁边的座位空着，就带着作业本坐了过来。而樊晓君的同桌庞浩到校后看自己的座位上有人，就不慌不忙的拿出自己的作业本另寻宝地去了。马毅的同桌符娟等了一会儿看没有人来占马毅的位置，就悄悄的挪动身子换到了旁边，后面的王红雅早瞄着这里了，马上来到符娟的座位上。王红雅的同桌周昱江和杨少耕最好，杨少耕很快就跑过来....片刻之间，整个教室早已物是人非，有一次我甚至以为自己进错班了。
最壮观的景象发生在老师到来之前。有一天午饭后大家“好容易”换好座位，风传陈老师驾到。由于大家的座位基本上都是“轮换”而不是简单的“对换”，一时想回到自己座位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换座位的同学一边低头飞快的写着作业，眼神却兼顾自己的座位和教室的后门。如果确定这两个位置都没有人出现，就拿起作业本飞快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恰似电视中的快镜头回放，接着又是片刻的宁静，下一位同学重复着这个剪辑。整个过程干净利索，有条不紊，好似排练过了的一般。
但陈老师很难发现我们换座位的情况，因为他有可能出现的时间段大家都特别当心，不敢造次。而语文刘老师却总能发现，她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看到别人的座位空着，就想我得赶紧去，要不就被别人占住了！总而言之，只有你自己的座位是最好的！”
我们听了这些都在偷偷的笑。其实看到别人的空座位就行跑过去，只是一种新鲜感，并不是觉得那个座位就比自己的好。再说，空座位即使有人占据，也会再空出一个空座位来，所以根本不用去抢占。换座位的风潮大约流行了两三个星期，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终于安安生生的回到自己的法定座位上，刘老师也不为我们再担心了。
224#作者：大头鱼鱼 回复日期： 2009-2-24 14:05:00
李秀栓编了一首歌，确切的说是为一首歌重新填了词，歌词的内容却令人瞠目。他先在班级的每个小组里选一位女生，然后想象自己和这些女生的亲密场景，用今天的话说叫YY。第一组的不幸者是张明，第二组是谢晓薇，于是歌词的前两句就是：张明长的美，张明长的美;谢晓薇和我亲个嘴;***，跟我睡... ...用的曲调大家也看出来了吧？居然是《社会主义好》的旋律。
歌词这么不堪，大家当然也不屑一顾。但还有一个人还会悄悄地唱，这个人就是王小戈，这让我非常郁闷。
王小戈人如其名，长的瘦弱矮小，因此长期占据教室的前两排座位，也曾和我坐过同桌。王小戈的家在农村，从乡村小学一鸣惊人的考入完中，给家人带来喜悦，同时也承载着家人的殷切期望。在一年级的时候王小戈成绩不错，地理成绩尤其出色，但随后他就遭遇到了农村学生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宿舍陷阱。能否跨越这个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学生的前途。
农村孩子到内乡初中读书，当然需要住校。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时又是一种冒险的开始。
初中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阶段，而住校生却不能和父母朝夕相处，从而得到人生的教诲。另一方面，初中生已经学习了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了比较宽阔的视界，在此基础上审视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总会发现愚昧落后之处。而县城居民相对轻松舒适的生活方式又远非农村生活可比，在这种强烈的对照之下，不少住校的农村学生都对父辈的生活方式感到不适，逃避甚至厌恶，从而出现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极端情形。
但农村住校生又根本不可能深入接触县城人的生活方式，种种的隔膜使得一些的住校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团体，他们互相影响，互相认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价值观。而且此时大家正处于青春发育期，青春的萌动使他们更容易迸发出个性与张扬，这种新鲜的体验显然比枯燥的课本更有吸引力，因此迷失自我的学生大有人在。
个性张扬最直接的表现是对规则的叛逆，在个性的挟持之下，学习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同学之间讨论学习问题被看做“虚伪”，背着老师捣乱却又让老师抓不住把柄成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甚至向老师请教问题也变成了“拍马屁”。其实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不陌生，里面有很多当年红卫兵的影子。幸好，不会再成大气候了。
王小戈大概从初二开始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上课总打瞌睡，做作业喜欢copy，有时还能冒出一些荤段子。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上也有很大改变。十二三岁的小孩课间经常嬉笑打闹，王小戈却逐渐变得“酷”起来，似乎总觉得打闹的同学太幼稚，而他自己则已能够对世事洞若观火。见到什么事情总是不发一言，最后才酷酷的总结出一句“憨be”！评论起班里的同学们，就说这个那个都该进桥头（老洋桥西头的精神病院）。但对李秀栓却敬若神明，简直成了他的精神导师。
又一次正上几何课，杨老师突然停下来朝我这边看。我紧张了一下才想起来环顾四周，发现王小戈睡得正香。杨老师用手在空中对我做了一个很震撼的动作，我就把王小戈的凳子猛踹一脚。王小戈睁开睡眼，杨老师已经对着他大吼：就你这个小娃娃，还敢睡觉？！......
又过两天，我对王小戈随口说：你这个小娃娃...还没说完，王小戈立即剑拔弩张，一副誓死决斗的神情，并用低沉的声音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叫！
我有些吃惊。在内乡话里，这样称呼根本不具备侮辱性，何况这是老师赐给他的称谓。在学校里，老师一般很少叫学生姓名之外的称呼，但偶尔叫了，学生一般不以为忤。比如马瑞恒被老师叫“马大哈”，两个王攀峰分别被叫“攀金”和“攀山”，这些最终都发展成为他们的正式绰号。事实上，这些称谓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学生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如果总有人戏称王小戈为“小娃娃”，相信他以后在上课时即使犯困也会努力克制，晚上熄灯后想出去玩耍也能够自我敲响警钟。耻辱是一种压力，通常也会变成奋进的动力，用暴力手段抹去耻辱，等同于固步自封。
王小戈不愿正视压力，也就失去了动力，他与奋发学习的道路渐行渐远。
看来我们六班的形象不佳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学校教导处要“帮助”陈老师对我们班进行“联合整治”，具体执行者是小杨。毕竟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小杨和陈老师一起很快出台了“肃反方案”，要求同学们相互检举揭发，揪出班风不振班纪涣散的源头。
这种“革命时期行为”在我们班推行时遇到了理所当然的困难，大家都一片愕然。为此小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还信誓旦旦的承诺：你们都放心的写，这个收上来以后我绝对保证不会泄露出去！实施方法也像模像样，同学们分批带凳子出去，每人趴到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揭发出我们的“阶级敌人”。
好在这场揭发运动没有名额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不愿意写，也可以写上“不知道”三个字，但我不愿这样写。两年来，我眼看着王小戈一步步从自习室走向游戏室，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蜕变成一个性格孤僻的异形，从下课后追着老师提问问题到课上课下和老师“斗智斗勇”，我认为李秀栓在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以他为代表一些人引领着学校宿舍文化潮流，引诱着一批批少年掉进宿舍陷阱。
我怀着满腔的正义感在纸上写下了李秀栓的名字，并列举了他的一些具体事迹。
据说江湖上有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虽然我从来没有为我的举报行为后悔过――至今也是如此――但我在写下那几个字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样做会给我自己带来的后果，港台黑帮火并的场面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真不想涉身到这个是非圈里，但人心就是江湖，又如何能退的出？
纵使我有心理准备，也没有预料到会来的那么早。
第二天晚自习放学，我刚收拾好书本站起来，背上就重重的挨了一下。我转过身，李秀栓又扑上来了，我和他扭打，然后在分开。这样下去可要吃亏！这时候我觉得有人从后面拉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是杨运龙。他边拉边说：快走，快走。那边李秀栓也被后面的张江峰紧紧抓着，直到杨运龙把我拉走。
我心里涌起一阵热流：没错，人心就是江湖。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日后李秀栓没有再找过我的麻烦，也许是王恒，别志蒙在背后力挺我的结果，也可能是杨运龙在幕后做了仲裁工作。但王恒从没向我提起过这件事，也许在大家的心底，我是理亏的。
现在的大多数单位到周末都有双休日，一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我在完中的时候还是六天工作制，每周要上六天的课才能有一天休息，很快我们发现连这一天也要保不住了。
每到周六，教导处前面都要挂出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三年级周日补课的课程表。原来初三课业紧张，每月才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不知道现在内乡初中的课程是否仍然这么紧张，虽然教育部在大喊给学生减负，但这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中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后来者在享受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更艰巨的使命。现在学生负担过重的最大原因并不是知识爆炸，而是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促成的对未来的担忧。
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一过，我们就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周日加课逐渐增多，唯一的“辅课”体育课也朝不保夕，终于有一天被陈老师彻底拿掉。这学期教我们体育的是齐荣克老师，每次体育课他都站在操场大门边等着我们，见有人来就上课，没人来就收工，年级轻轻却有一副超然的心态。
我对取消体育课极不满意。有一次课前我们已经在教室门前排好了队，却被闻讯赶来的陈老师硬生生的堵回去。我满腹牢骚的说：正课怎么能不上？！换来陈老师的一阵侧目。
班主任分秒必争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我至今仍认为这样挤占体育课的做法并不可取。对于那些基本上放弃学习的同学来说，放学后他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球;而另一部分同学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看书，挤占两节体育课的学习效果也由于边际效应而减弱，实在是得不偿失。
陈老师把辛辛苦苦搜挤出来的时间，尽量公平的分给每一门课。但到了考试前，几乎每一位老师都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太紧迫，见缝插针的来给同学们讲题。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抱着金娃娃的政治课。
政治的学习内容不比地理、历史、生物多，但其“学习价值”超过了史地生三门课的综合。按照“折分”制度，政治考试成绩满分是真金白银的100分，而史地生三门加一起才90分。因此，班主任在分配复习时间的时候都会有意给政治留的时间多一点，甚至希望政治老师能抽空来给学生答疑解惑，但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郑合敏老师同时带十个班的政治课，的确太忙;另一方面是因为郑老师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思考、质疑什么，只要大家把他划的重点、给的答案背下来就行了。
《社会发展史》的最后一章，有这么一道习题：通过对本书的学习，你能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试阐述。
郑老师对大家说：这下可~发挥一下你们的思维能力，来自己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为这是一道开放性题目，立即举起了手。郑老师似乎也放松的警惕，马上让我站起来回答。
现在的大多数单位到周末都有双休日，一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我在完中的时候还是六天工作制，每周要上六天的课才能有一天休息，很快我们发现连这一天也要保不住了。
每到周六，教导处前面都要挂出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三年级周日补课的课程表。原来初三课业紧张，每月才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不知道现在内乡初中的课程是否仍然这么紧张，虽然教育部在大喊给学生减负，但这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中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后来者在享受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更艰巨的使命。现在学生负担过重的最大原因并不是知识爆炸，而是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促成的对未来的担忧。
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一过，我们就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周日加课逐渐增多，唯一的“辅课”体育课也朝不保夕，终于有一天被陈老师彻底拿掉。这学期教我们体育的是齐荣克老师，每次体育课他都站在操场大门边等着我们，见有人来就上课，没人来就收工，年级轻轻却有一副超然的心态。
我对取消体育课极不满意。有一次课前我们已经在教室门前排好了队，却被闻讯赶来的陈老师硬生生的堵回去。我满腹牢骚的说：正课怎么能不上？！换来陈老师的一阵侧目。
班主任分秒必争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我至今仍认为这样挤占体育课的做法并不可取。对于那些基本上放弃学习的同学来说，放学后他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球;而另一部分同学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看书，挤占两节体育课的学习效果也由于边际效应而减弱，实在是得不偿失。
按照我对人类文明史的理解，在每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人们的政治地位有一种“反马太效应”，即整体来说趋于平等。如果没有外部势力撑腰，每一个个体都不可能太跋扈，道德诚信将成为一个人的立足之本，这将演变成为一个“桃花源”社会，老子“小国寡民”式的理想正来源于此。很多偏僻的山村民风淳朴，可为佐证。
但随着人们的不断交流融合，“社会”的范围逐渐变大。距离造成信息不畅，由此产生了权利垄断，人们的政治地位立即急剧变得不平等;此后在这个封闭的社会中又是漫长的趋等过程，而每一次视界的扩大又将加剧不平等。这有点象物理学中的熵增定律：每一个封闭环境内部的无序度（熵）总是增加的，而开放的物理外环境又会使其变得相对有序。
就我国历史而言，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人们的视界仅限于氏族内部，因此是“帝力与我何有哉”的自由，但氏族与部落之间的战争造就了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分野;在先商的城邦制国家中，“国人”虽然经济地位低，但在政治上也有能和贵族相协商的地位，但周初的分封建制使得人们的视界达到了大九州，诸侯的开疆拓土形成了贵族与“野人”政治地位的分野。我们的这一步走的太大，在生产力不能保证信息通达的情况下，此后必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趋等过程。
套用《社会发展是》上的话来说，人类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到封建社会“地主不完全的占有农民”再到“资本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完全自由”，人们的政治地位趋于平等，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逐渐减轻。
我不知道这种想法当时能表达出来多少，因为从我一开口，郑老师的没有就拧成了大疙瘩：“什么？！不平等是逐渐减轻的？你说的都是啥~呀，啥~~子呀！”很快我就被坐下了。
郑老师又开始鼓励其他同学：“谁还有什么看法？”这下可没人再敢造次了。大家都明白，郑老师叶公好龙式的要求“自由发挥”不过是一种姿态，在他的眼里只有教参书上的标准答案。
其实郑老师此时也不敢再托大。也许在他看来，刚才我乱说一气已经够讨厌的了，如果再有别人来发挥一番，郑老师的面子还往哪儿放？因此点将的时候，他立即点了最信任的冯书杰。
冯书杰站了起来，小心翼翼的拿捏着词句，说：每个社会都有生产关系，也有生产力...
郑老师马上说：“这~才粘点儿目儿...刚才你说那算啥呀！”后一句是对我说的，再下一句就是对全班同学说的了：“现在大家开始记............”。
这一年给我们讲生物课的依旧是王凤敏老师，厚厚的一册《动物》从原生动物一直讲到脊索动物。前几章学习低等动物时，大家认识了不少寄生虫，猪肉绦虫，血吸虫，蛔虫...想起来都感到头皮发麻，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洁净;等学到高等动物后，大家的本性就抱露出来了，几乎学习每种动物时都总有人关心“好吃不好吃？”王老师对我们这种馋相哭笑不得。
学习软体动物中的河蚌，王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一只河蚌的闭壳肌很有力，人们捉住河蚌后没法打开蚌壳，怎么办？
我想起一年前的暑假，我们村有人在默河里曾摸到一个拳头大的河蚌，但很难打开蚌壳。我建议等蚌体里的水流光后它自己就开了，遭到反对;我又建议把它放锅里煮熟，蚌壳也会张开，仍然不被采纳。最后他们用工具费了好大劲才撬开蚌壳。
当时同学们都七嘴八舌的提出自己的方法，王老师都不置可否。我说：在太阳下暴晒，等水流完它自己就开了！王老师点点头说：这样可以。我又说：放到锅里一煮死就开了！王老师又点头说：这样也行。有同学说用锥子撬的办法却没得到王老师的支持。
我说的方法当然可以，但从“吃”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可行性了。河蚌因水流干而死蚌肉肯定会变质，而直接放在锅里煮熟也将味道全失。科学实验与现实生活毕竟有一定的差距。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们就像从四面八方来赴一场文化盛筵，最终还要各奔东西。如今席还未散，却有人要提前离席了。这场伤感别离的主角是孙强。
孙强是作为“反高考移民”从新疆来到内乡读书的。大概原计划是读完高中后回去考大学，但世事无常，他的家庭似乎遭遇了变故，祖父病倒想念长孙，父亲也身体不好希望他能早点回去，于是孙强挥别众人远赴西域。
杨运龙很想送给孙强一个像样的告别晚会，但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最后决定篮球队成员在一起照一张合影，来承载近两年的美好时光。不过杨运龙希望大家的着装统一一些，要求参加照相的成员必须都穿黑皮衣。
就在大个子们都在紧锣密鼓的到处借黑皮衣时，班主任陈老师紧张到了极点。那几年港台的古惑仔电影已经在内地放映，受其影响内乡也有一些中学生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些所谓的帮会。如果我们班的同学也建成一个什么黑衣帮，陈老师恐怕以后就别想过安宁日子了。周末那天下午陈老师在校外遇到了我，远远的把我叫过去问那么多人穿黑衣服做什么。我如实告诉他：孙强要走了，他们找黑衣服一起照相留念。陈老师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新的一周开始时，班里已经没有孙强的身影。唯有在那张篮球队的合影上，孙强抱着篮球坐在中间，开心的和大家告别。
天气逐渐炎热起来。每年的七一我们是要照例放假的，当然不是为了过建党节，而是因为每年初中考高中都是在七月一、二、三号举行。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下一届考生来说，考题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一科考语文，大家都很关心的作文题目是《生日》，题材不限。而能想到这一天是“党的生日”的考生却很少，下了考场一经提醒，一个个懊悔不已。其实生日这个题目限制不多，可以随意发挥，但如果谁自作聪明的要从党的生日入手，恐怕就麻烦了。那样必须写成散文的形式，而初中生中很少有人能熟练地驾驭散文。出题的老师真可谓费劲心机。
更令人震惊的是数学考卷。初中的数学分为几何和代数两门课，一般情况下由不同的老师任课，讲授内容相对独立，而中考的数学卷也是一部分代数题，一部分几何题，综合性题目很少。而这次考试的最后一题却是一道综合题，既考察圆的几何性质，也用到了二次方程，很多考生措手不及，得分率很低。这道题目也引起完中几何老师和代数老师的争执，最终达成一致：以后两科老师要精诚合作，不分畋域。这使我们这届学生受益匪浅。
学期结束了，但这个暑假却不属于我们。毕业班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就是暑假期间补课一个月。看着行色匆匆的新老师，每个人都明白，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逐渐远去，美好的童年生活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历史,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平日记忆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第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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