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这个世界的多事之秋，九零年暑假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便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电视的新闻长篇累牍的报道，连我们这些事不关己的初中生也被协裹其中，为伊拉克的强硬而惊讶，为局势的发展而担忧。
      看完新闻联播，有人满腹狐疑的说：这个伊拉克这么强硬，到底是那个大国在支持他们呢？！？我肚子里暗自好笑：当然是中国了！美英法都动刀兵了，苏联说话底气明显不足，除了中国还有谁能当这个大哥？二十年后再回首，觉得当年伊拉克的后台，恰恰是气势汹汹的美国，很可能伊拉克是在得到美国的某些承诺才悍然出兵的。如今萨达姆已经带着他那“惊天的秘密”永远的去了，回首往事，只觉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不管时局如何变幻，我们大院里却是一片喜庆的气氛，因为大院里的两名考生齐昌磊和王强都顺利考上了完中。
      齐昌磊是现在内乡初中齐昌英老师的弟弟，那时候我们两家是筒子楼里的近邻，我在家门口转个身不小心就转进了他家。其实整个大院似乎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是理想，完全是一种现实。
      有一次齐昌磊家正在吃晚饭，我则躺在他家饭桌旁边的躺椅上玩。我一抬头看到墙上齐昌磊用粉笔写的六个字，就笑着对齐昌磊说那是什么呀！齐昌磊看了看，转过头来一本正经的问：“齐大昌坏英蛋 是什么意思？”昌英姐顺手就用筷子敲他的头，齐昌磊赶紧躲到我坐的躺椅边，不小心踩着我的脚，疼得我嗷嗷直叫。
      我上小学的时候，昌英姐正在上完中。每天中午三小１１：４５放学，完中是１２点，可奇怪的是我放学回家，经常能看到昌英姐已经到家了。原来她有逃课的习惯！他们每周有两个上午第四节是体育课，昌英姐是从来不上的。她现在当了完中的班主任，不知道会不会纵容自己的学生逃体育课。

      完中发榜那天，齐昌磊和王强早早的吃过早饭，等着我给他们“带路”去完中。大概是想让我这个“老完中生”给他们带来点福气吧？一路上他们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让别人占卜自己的命运太难受了。
      到了完中，大红榜已经贴上了十来张，我赶紧仰着头从第一张看下去。那时候我还不近视，他们俩却都已经眯缝着眼。可近视的比我这个眼睛好的还看得快，一会儿他们就一张一张的看过去，走到前面去了。我看到第四张榜第二行，发现齐昌磊的大名赫然在列！赶紧喊“齐昌磊快来看！”两个人一起跑来，我指着上面的名字说：三小，齐昌磊。齐昌磊却半信半疑，楞说看不清楚，王强也说顶不真，弄得好像是我在骗他们一样。真是两个活宝！
      等我看到第六张，刚才的故事又重复了一遍，王强的名字居然也是在第二行，位置太高，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视力范围。但不管怎么说大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数年后，看榜却漏过自己大名的事情在孙隽身上又发生了一次，看来这是我们大院的传统。

      这年我们大院考入完中的，还有庞化龙。不过他家在西关盖了房子，当时已经搬走了。
      庞化龙的哥哥叫庞海涛，汹涌海涛化作龙，寄托着父母对他们的期望。由于他们父母管的比较严，他们平时很难出去玩，因此常常是他们兄弟两个游戏。打三角烟盒，打杏核等等。
      打杏核在内乡是流传很广的游戏。每年初夏杏子成熟，很多小孩都会央求父母买些杏子回来。吃不吃倒无所谓，但一定要得到那颗宝贵的杏核，大个的杏核更是让人眼热的宝贝。积累到十几颗，便可以做本钱开“赌场”了。
      杏核“庄家”通常会在地上画一个两寸见方的方格，然后再一分为四，每个小方格里分别写上“1，2，3，4”，这便是一个“桃园”。参与者自己拿出一颗杏核，放在方格旁边，庄家用力将杏核弹得远远的，参与者需要象打高尔夫球一样把杏核弹回小方格，而且规定必须是“四指洞”，不许打“柏忌”和“小鸟”。
      只见参与者绷紧中指把杏核远远的弹回来，嘴里还不停的念叨着“一里崩～，二里哼～，三里弹～，四里进桃园”果真进了“桃园”，落在标有“4”的小方格里，庄家就必须赔给他四个杏核。但如果压线或者未能进入桃园，这颗杏核就被庄家没收了。

      更为流行的玩法是打杏核。几个人每人拿出等量的杏核，放到半块砖上，然后大家轮流拿着另一个杏核站在砖头旁边，瞄准后自由落体释放，落下的杏核会把砖上的杏核打下来，落到砖下就可以捡走。这时候大杏核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大杏核落下时冲击力更大，通常能打下更多的杏核。但杏核干燥后毕竟密度太小，为了增大其质量，就必须做“铅子”。
      “铅子”也俗称“铁子”，做“铅子”的过程比较复杂。首先要选择一个比较大的杏核，用锥子在杏核上钻一个小洞，再用较软的铁丝慢慢的把杏仁从小洞里掏出来。
      第二步是融铅。找一个啤酒瓶盖，用细铁丝把瓶盖缠起来，铁丝的一头做手柄，形成一个坩埚。然后找一些粗铅丝剪成小段，放在酒瓶盖里，一起放在蜡烛上煅烧。一会儿铅丝就融化了。
      最后就是倒铅水了。铅丝表面通常有一层氧化膜，熔融后就飘浮在表面，必须用一段竹签把它挑去，然后铅水就比较容易倒进空杏核里了。这时候的铅子不能用水去冷却，只能等它慢慢的凉下来。好在铅的熔点低，比热小，容易冷却。
      铅子的威力远非普通杏核可以比拟，因此也是小孩子们心目中的无价之宝。做铅子也是一种受人羡慕的手艺。
      庞海涛和庞化龙都有铅子，但铅子也未必能迅速把砖头上的杏核打下来。一次他们兄弟正玩在兴头上，就听见他妈妈喊“海涛～”。两人迅速的数了一下砖头上的杏核，还有十三个，每人分到六个，剩下的一个则被扔向高高的房顶。

      新学年开始了。
      楼房里的新教室让给了新生，我们又回到西教学区。那里共有五排教室，其中第一排是红砖房，四个教室做老师的办公室，依次是语文教研室，英语教研室，理化生教研室和政史地教研室。后面的四排青砖房共十六个教室则安排了三年的九个班、二年级的1～7班。最西北角（就是去年我们一（2）班所在地）成了二（7）班，旁边就是我们二（6）班。
      一年前的位置，似乎暗示着我们班还要重复去年的轮回。虽然重新经过分班，但对我来说，却逃不过这个宿命。

      我们的新班主任居然又是教语文的马洪河老师。
      在刚上初中的一段时间里，恐怕不少学生都对语文这门学科有了重新的认识。在小学，语文和数学代表着一切，而兼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几乎就是强权的象征。到了初中，首先是语文课时间开始大幅减少，语文老师的面目也变得和善起来。虽然还是“主课”，但很少能见到语文老师追着学生要作业的情形了。反倒是英语，数学等科目的老师逐渐成为学生的噩梦。总的来说，语文老师不再因为科目而强势，因此我听到语文老师任班主任，居然一点也没有一年前的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学校方面让马老师来带我们班，是有很深的考虑的。在一年级，我们班几乎成了被抛弃的孩子，学风已经逐渐滑落。让一位有经验的班主任来阻止我们的下滑趋势，应该说学校对马老师是寄予重任的。平心而论，马老师优秀的履行了他的岗位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班能受益多少。

      马老师长着赤红的面膛。如果一天不刮胡子，似乎都能看到乌黑的胡须正从他的下巴钻出来。虽然已经不能算很年轻，但浑身上下迸发着无限的精力。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方言种类繁多，这使很多语文老师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语文课上到底是说方言还是讲普通话？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即使是语文老师也很难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习惯了方言的学生甚至难以理解普通话各种语气的最微妙之处。对于我国南方吴语系、闽粤语系的地区，由于方言和普通话差别太大，根本不能用方言来对应讲解课文，因此普遍用“官话”来讲解。而北方很多地区的语言和普通话差别并不大，但这也增加了老师的取舍难度。事实上，大多数语文老师讲课都是用的“夹生普通话”，书面用语和非常用词尽量用普通话读出，而常用词则大多用方言语调读，这也是学生和家长们更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
      马老师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用纯粹的内乡话来讲解普通话写成的课文。第二课《变色龙》，本来就是一篇译文小说，马老师用我们最能理解的口气来诵读，从奥楚蔑洛夫的诸多对白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倨傲，气恼，蛮横，狡猾，害怕等多种感情成分，一个毫无原则巴结迎逢的变色龙形象栩栩如生，马老师偶尔加入的点评也恰到好处，听他的课，就是在欣赏一件件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品不是抽象的阳春白雪，而是每人都能理解，能欣赏的下里巴人。

      如果说作为一位语文老师，马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演员，那么作为一位班主任，马老师还是一位杰出的导演。乱世用重典，为了扭转我们班的学习风气，马老师下了很多功夫。但这并没有使同学们战战兢兢，相反，除了一些人肯定会尴尬，其余的人都在欣赏喜剧。
      开学不久的一次早读时间，忽然发生了全校范围的停电。完中的停电事故是极少发生的，因此根本没有备用蜡烛，全班都陷入昏暗之中。其实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很相宜的”，看不见书本了，有人大声背书，有人小声聊天，还有人嗷嗷乱叫。窗户旁边有几个人居然趁夜幕划起拳来了，很不幸，窗户外面就站着马老师。

      下午，马老师向同学们通报了“划拳时间”的处理过程。情节很简单，早读停电时间有几位同学划拳，被“定罪”的是耿兵、王标和樊红烨三人。至于为什么是三人？马老师也没有完全回避：“另外还有一人在事后向我坦诚承认了错误，这次决定不再追究。”幸好只有一人“不再追究”，如果有三个人都因“坦诚承认错误”而不追究，只剩下一个人自己怎么划拳呀？
      让同学们惊讶不已的是马老师对这三位同学的处理方式。和一般的写检查、请家长等传统方式不同，马老师要求这三位同学在班里为大家做一场“划拳喝酒表演”，并定量要求他们三人每人必须带一瓶酒、两个菜来到班级。同学们都忍不住的笑，但从马老师坚定的口吻里能判断出来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时间暂定在周四下午第三节的自习课。
      三位不幸的同学被迫成为马导演指挥的演员。放学的路上我们问耿兵准备怎么办，他笑着说干脆就去打一斤老白干算了。同学们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向何方，但都迫切的等待演下去。
      周三下午，三位同学向马老师提出请求，希望把表演时间改为周四下午课外活动。因为当时下午实际只有三节课，第四节名义上是课外活动，大部分同学都回家吃晚饭了。大概他们希望在表演时刻一部分同学已经回家，可以把尴尬减少到最小。
      马老师立即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在班里做了通报：这三位同学因为担心第三节喝酒影响同学们学习，因此主动提出把时间改为第四节课外活动，这说明他们的思想觉悟已经提高了不少。明天下午第四节如果同学们确实有事，可以离开，但我希望大家还是留在班级看他们的表演。
   

      周四下午第三节，下课铃声一响，每位同学都意识到，这三个倒霉孩子弄巧成拙了。
      往常一到这个时候，各班教室大门立即洞开，同学们涌出教室，有的到操场上活动，有的回家。但今天邻班的同学发现六班没有任何动静，就好奇的透过窗户来看个究竟。往往一看就不愿离开了，前后的窗户外立即爬了一排脑袋，甚至还有用手扒着窗户蹬着墙壁“挂票”的。相比较我们都很幸运，每人都是“坐票”。
      马老师开始劝这三位同学把凳子搬到讲台上去。注意，不是声色俱厉的命令，而是和颜悦色的“劝”。“来来来，赶紧来嘛！给凳子搬过来，酒菜摆上，就开始，快点嘛！”看上去，极象一群老朋友在一起劝酒。三位同学不配合，他也不生气，只是耐心的劝。最后耿兵终于受不了他的“盛情”了，把自己的凳子搬上去，马老师却把他的凳子放在侧面，然后是王标，最后樊红烨把凳子搬上去时，马老师特意放在了中间――他个子最大，马老师认为他是这次划拳事件的“带头大哥 ”。
      接着该拿出酒菜了。又是马老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了好一阵子，耿兵才提着他的绿书包走上了讲台。马老师接过书包，大家都盯着马老师的手，只见他先从里面取出一瓶啤酒，“嗯，酒有了”，接着又拿出一包“花生粘”。马老师略觉诧异“怎么你才有一个菜？”耿兵无言以对。耿兵先入座了。
      第二个仍然是王标。王标带的是一瓶白酒，酒瓶造型新颖别致，看来价格不菲，菜是一瓶罐头。他的作为在右侧，就等着樊红烨了。
      马老师的重点仍然是樊红烨，但这次“劝说”很艰难。大概樊红烨怕自己上去以后，戏就没法再往下演了。时间还早，难道真的坐在那里划拳？因此“劝说 ”进行了好久，最后樊红烨还是拿着书包走上来了。马老师打开一看，只有半瓶葡萄酒。马老师不放心的打开瓶子嗅了嗅，才确定说“恩，是酒”。可没有菜怎么能行，最后马老师很大度的自己做主“没有菜也让你吃！”，并把樊红烨让到了中间的位置。

      剩下的内容就是马老师的独角戏了。他们三个当然不可能真正划拳喝酒，只好象泥菩萨般的坐着，听马老师锲而不舍的“劝说”，教室内外数十人都盯着那三张尴尬的脸。
      马老师忽然走向门口，围观的同学赶紧散去。没想到马老师热情的欢迎他们来观看，并说这是我们班的划拳队，如果别的班也有类似的队伍，欢迎来比赛云云。大家一阵狂笑，表演也就结束了。
      每位老师在教育学生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但什么方式最好？我认为有两个评判标准：第一，让受教育的学生受到尽量小的伤害;第二，达到教育的目的。马老师的教育方式无疑是很成功的，三位被教育的同学虽然尴尬，但并不十分气恼，其余的同学也在笑声中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这应该是教育的至高境界吧？

      从初二开始，数学分成了几何和代数两门课。我们的代数老师是唐建华老师，也就是现在完中的副校长。那学期他教五六七共三个班的代数，同时担任七班的班主任。
      唐老师是唐营村人，地处南乡，带一点邓县口音。比如我们平时提到“人家”会说“ra”，而唐老师会说“ran”。第一次代数课，他鼓励大家学好数学，并建议在班里成立一个“数学兴趣小组”，让学习委员挑选成员，指定组长，然后把名单交给他。
      新学期的学习委员已经不再是我，而是由成绩最好的冯书杰担任，实现了价值回归。可能他也就是根据数学考试成绩挑了几个人，然后找到我让我当组长。这大概是最无意义的任命了，因为这个“兴趣小组”自成立之日起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当然其中有我的责任。
      为了检测大家的数学基础，在一个晚自习课上唐老师出了一黑板题目让大家做完交上去，算是一次测验。可教室里的灯光实在不好，在一道“数的分类”题目中，我把一个Pi/3看成了1/3，一下子错的稀里哗啦，最后只得了61分。唐老师很不满的看着我的成绩，嘴里嘟哝着：这还是组长呢！
      看来这个暑假我玩的太过火了，一定要努力！我心里想：唐老师，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批评我。

      不用唐老师批评，我也会难堪。
      不久以后学习了平面直角坐标系，然后就是两点间距离公式。一次代数课上，唐老师让我和王波到黑板上把这个公式证明出来。
      似乎走上讲台那一刻我还有些自信，可拿起粉笔写了几行就傻了眼。应该说这不算太难的题目，可我就是写不下来，真是“书到用时方很少”。悄悄看看王波，她也在犯难呢！我俩都赖在讲台上发呆，最后还是唐老师说“下去吧，都做到死胡同里去了！”我只好讪讪的回到座位上，再仔细的读一遍书，这次...真的明白了...
      后来唐老师又讲了用两点间距离公式证明勾股定理的方法。我觉得这里逻辑上有些问题：距离公式的推导本来就用到了勾股定理，如今再用来证明勾股定理，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如果勾股定理是错的，这样仍然可以自圆其说。一次晚自习，我向唐老师提出了这个疑问。
      很显然，这是一个数学逻辑问题。而唐老师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问，只是把推倒过程又大致说了一遍。我坚持自己的疑问，唐老师也着急了，声音越说越大，我的声音也大起来，看上去像吵架。同学们都惊奇的看着我们，恰好这时候下课铃响了，唐老师有些上火，拿起书本在课桌上一拍，转头就走了。
      不少同学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果然，晚自习第二节上课没多久，唐老师就在班门口喊我。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出去，唐老师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运算过程，可以说是验证勾股定理。......
      “真是伟大的老师！”我在回班级的路上一直这样想。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数学课正式分为代数和几何两科。教我们几何课的是杨仁景老师。
      杨老师的绰号是“杨神经”，当然与他的名字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性格。杨老师对人对己都要求极为严格，在一些人眼里有些不够“随和”。有一种说法是以前他儿子做错了事，杨老师一怒之下要把儿子的手砍下来，由此同事给他取了“神经”的绰号。这些典故在学生口中级级相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杨老师的严格是我们都曾领教的。对很多同学来说，几何证明题都令人头疼。证明的结论总是正确的，因此解体的过程不再是计算，而是逻辑推理。如果不把理由写充足，在杨老师那里绝对不过不了关。这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
      不仅是逻辑推理，杨老师对书写格式中的错误也从不放过。按要求每一步推理的理由和结论必须分写在作业本的两行，如果把一个“因为”和“所以”放在同一行，在杨老师眼里这就是错误的，有的同学拿到被判错的作业，怎么也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那么原可以写在一行的内容如果分写两行，又会怎样呢？这应该不能算错，但杨老师也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一次别红岩在完成全等三角形的题目中，由三角形全等得出三个对应角相等，按规定这三个结论等式是应该写在同一行的，但也许别红岩为了清晰其间，分写在不同的三行。杨老师见到有马上把别红岩叫上讲台说：这里可以写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分开？你的作业本都是你父母的血汗钱买的，你为什么要浪费你父母的两行血汗呢？！
      杨老师的严格，大抵如此。

      小学生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老师的斥责，不是叫家长，而是留级。到了学期末，同学们都升级了，只有自己留下来再读一年，那种痛苦实在难以言表。不但是学生，甚至很多家长也特别害怕自己的孩子留级。小学语文的一篇课文《大仓老师》中对此有描述：
      二年级期末，我的学习成绩很不好，学生手册上除了音乐、图画、体操和操行是乙以外，剩下的都是丙。班主任把爸爸叫去，逼着要我留级;经爸爸苦苦哀求，才让我上了三年级。
      但没想到到了完中，留级反倒成了奢侈的事情。据说一般的学生如果没有“关系”，是很难留级的。从这方面来说，每位留级的同学都有或多或少的“家庭背景”，而且其学习成绩不能太差。因此留级生不再被人嘲笑，似乎反而成为某种身份的标志。
      每年都有同学因留级离开这个班集体，但他们好像总难以起大家的注意。就像麦克阿瑟曾说过的“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那些留级的同学也悄悄的离开了，消失在我们记忆深处。而大家瞩目的焦点，则是上一届留级来到我们班的同学。
   

      这一年我们的新同学有别志蒙，靳红宇，陈宇，刘瑞金，王波，张晓军，忤红果。其中最有个性的应该是王波。
      学期刚开始，教室里总有人在不怀好意的喊“王皮”，接着就是一阵追打逃跑的声音。拿着文具盒追击的居然是一位女生，这是王波在捍卫自己的姓名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王波的名字很有兴趣，总有人叫她“王皮”或“王三皮”。其实王波对此听之任之，也许大家就索然无味了;但王波每次都奋起反击，就更有人乐此不疲的叫。
      有一次别志蒙对我说：我打赌你不敢对王波喊王三皮！我说没问题，后面很多人都不信，怂恿我喊一下试试。我拿起一本书走到王波面前说：“请问王三皮，这题咋做哩？”王波略有些诧异，很郑重的纠正说自己叫王波，不许再喊王三皮，然后给我讲了那道题目。后面的一大帮同学早已笑倒，而“请问王三皮，这题咋作哩？”一时也传为经典。
      令人吃惊的是，仅仅半年之后，不管同学们叫就“王皮”，“王三皮”甚至“王水皮”，王波都欣然答应。她的理由是“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看来此时她已经有了超乎寻常的平常心。

      这些新同学我都不认识，但其中有一位确是仰慕已久。岂止是我？他的大名对哪一个三小学生来说不是如雷贯耳！这位同学便是刘瑞金。
      一般来说，中小学的体育老师会比音乐和美术老师更受重视些，因为学生体育达标毕竟是一项硬性指标。同时，小学体育老师还承担着向各级体校输送“好苗子”的重任。但说服家长让学生练体育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因为在很多家长心目中，练体育必然会荒废学习，而练体育需要的运动服、营养费也是一笔不太小的额外开支。我们三小教体育的庞海生老师对此深有感触。
      但就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庞老师牛起来了，动不动就给我们讲练体育的好处，似乎恨不得全体学生都加入体育队才甘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刘瑞金效应”。

      内乡县每年都举办县城各小学参加的体育比赛。虽然每年的赛制可能不同，但一小规模最大，学生最多，每次都理所当然的取得好成绩。只是那一年，一小受到了三小强有力的冲击。
      那年的比赛是越野长跑。比赛分男女组，每个学校报名不限名额，前四十名获得积分，第一名40分，第二名39分...以此类推，第四十名获1分。比赛不准弃权，最后十五名获得负分，也是最后一名-15分，...倒数第十五名-1分。最后各个学校的积分相加排出名次。
      由于三小整体实力不强，特别是有两名同学分别得了倒数第二和第四落了不少分，最终没能获得第一。不过仍然紧追一小列团体第二，原因就是有好几位同学夺得好名次，其中刘瑞金是第一名。全县第一名呀！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
      而激动的庞老师在三小掀起了一场“造神运动”，在他的描述下，正式由于体育队年余的熏陶，刘瑞金才从一个“贪玩的孩子”发展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模范学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庞老师也借此机会招兵买马，充实自己的队伍。
      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以后，我和刘瑞金会到了一个班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呀！

      靳红宇和三小也有一些渊源，他姐姐是三小的老师，但没教过我。
      对靳红宇的到来，同学们中感触最深的应该是冯书杰。因为靳红宇撼动了冯书杰绝对榜首的位置。而且靳红宇性格沉稳，人生设计也很出色。他高中毕业后上了开封的一所税务学校，然后就回到内乡县税务系统工作，发展很好。
      另一位文雅沉稳的同学是陈宇。陈宇个子不高，穿着打扮一丝不苟。有一次我看他在填表格时，“民族”一栏填的居然是“高山族”，很是吃惊。在我记忆中，高山族是台湾的特有民族，不知道他家还有怎样的传奇历史。我问他属于高山族的那一支，泰雅人还是雅美人，他却笑着说我不懂。也不知道真是我不懂还是他不懂。
      陈宇家有一副围棋，有一次我看班，就让他把围棋拿到教室，挑烛夜战。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怎么会下围棋，很难想象我们两个还不懂征吃，不懂点眼，却棋逢对手的把棋盘慢慢摆满。幸亏那副围棋还不怎么少子，要不即使用中国数子法棋子也要不够了。最后我输了几子，让陈宇得意了好久。

      历史老师是一位老太太，她给我们将林祥谦施洋的二七大罢工，讲许克祥的马日事变，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第一次上课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是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性我在完中一年内就体会到了。同样位置的教室，同样语文老师当班主任，当然，还同样要换班主任。
      马老师要调走了。确切的说，是高升了――他的下一个工作单位是教委，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意识很强的社会里，他这种换位无疑会被很多人羡慕。但马老师表现的很低调，他仍然象钟表一样按时上课，按时到班里盯自习，直到他拿到凋零后突然消失，甚至没来得及和同学们告别，虽然他调走后仍然住在我们教室后面。
      马老师肯定是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优秀的班主任。但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表现优异，就一定要升迁吗？或者说，提拔一个人就是对他工作优秀的唯一奖赏吗？至少在孔子土地说过“学而优则仕”之后，这就是在中国深得人心的观念。一个人工作再优秀，只要没“当官”，就被看作失败者;反过来，只要占据一定的官位，就被理所当然的看错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们的是非观念，价值理论，审美情操。这种全民的官本位意识和一些权利垄断者独裁行为互为因果，毒害着一代代人。
      当然马老师有权利追求他的人生价值，也许他认为教师岗位不能充分发挥他自己的能力。不管怎么说，马老师离开了，他和我们班一个多月的师生情谊渐被尘封。

      接手我们班语文课的是刘若石老师。
      在第一次课上，刘老师自报家门：“可能在明年或后年，我就要离开这个讲台了。”但刘老师不会被调到教委，也不可能再调到其他单位――她当时已经五十八岁了，明年或后年就是退休的年龄。
      刘老师很重视了第一印象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她强调说，在学习中如果最初留下了错误的记忆，以后即使花很大力气也很难纠正回来。她有一位多年的朋友，在刚认识的时候把他的名字误认为是“刘石若”，熟识以后那位朋友每次见到她都会脱口而出“刘石若”，然后会马上道歉说我把你的名字记错了。虽然他早已清楚刘老师的名字，但第一印象顽固的盘踞在他的脑海中，使他每次都喊错，都道歉。
      刘老师的这种观点很有道理。由于在认识刘老师的“第一印象”中有了这个故事，我现在也不太肯定刘老师的名字到底是“若石”还是“石若”。虽然我99%的肯定是“若石”，但如果一旦另外1%发生了，还请刘老师原谅。

      自从我在三小上学起，便知道学校的背后就是“完中”。完中是内乡县最好的初中，“一年考上完中”也是每一个内乡小学生的最高理想。也许偶尔会有疑问：这所学校为什么叫“完中”？那时总认为进入完中，就全明白了。
      没想到在完中读书已经一年多了，大家对这个名字仍然是似懂非懂。这个“wan”在内乡话中很奇怪的读二声，不象“完”倒更象“宛”。南阳简称宛，难道是为了表示这是南阳的学校？确实有人把学校名字写成“宛中”的。“完中”这个名称知道现在还是普通内乡人对内乡初中的首选。相信有过内乡初中毕业的学生不知道“完中”的来历，从一个学校毕业却不清楚自己学校的名字，这也真算是奇观了。
      刘老师给我们澄清了学校的“真名”。她首先驳斥了“宛中”的说法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然后介绍了内乡初中的历史沿革。内乡初中在1969年和高中合并，校址也迁入现在的内乡高中，称为“内乡工农一中”，也就是“完全中学”，“完中”的称呼就是从那时叫起的。1978年和高中分离回到原校址。刘老师回忆说“1979年春节，我记着是在这个院里过的”。其后学校定名为“内乡初中”，其余所有的名称都是错误的叫法。
      也就是说，“完中”是内乡初中和高中合并时的叫法――而那时的校址并不在黉学。但人们就这样叫下来了，而且似乎还会一直这么叫下去，习惯的力量真大！
      有趣的是，合并期间的学校正式名字是“内乡工农一中”，也叫“内乡完全中学”。而分开后，“工农一中”的称呼留给了高中，“完中”的称呼则被初中带走了。这肯定不是官方的规定，而是人们的叫法。人们觉得这样叫顺口，就这样叫。这要都能听明白，要那么严格干什么？
      多亏了刘老师的讲解，我才在今天写了《梦回内乡初中》，而不是《梦回完中》。实际上，梦中的称呼还真是“完中”。

      刘老师年龄较大，只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与此同时，我们换了历史老师，新历史老师兼班主任是陈东强老师。
      陈老师出身世家，祖籍并不是内乡。他的父亲老陈先生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远的内乡教书，曾是我父亲的老师。老陈先生讲普通话，其遗世独立的风华在当时的内乡鹤立鸡群，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老中学生至今提起他还肃然起敬。只是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抗历史的潮流，老陈先生最终没能回到大都市，而是在内乡安家立业。陈东强老师大学毕业后回到内乡初中任教，完成了一个轮回。而陈老师的女儿陈楠去年考入中国民航学院，以后可能不会再回内乡工作了。她将完成家族的一个更大的轮回。

      刚当班主任，陈老师就面临着一项似乎和教学无关的任务：找一台电视机。
      如同前不久的奥运会，第11届亚运会是1990年中国的大事。那时候的中国人还不习惯西方的赞赏目光，因此人们不会放过每一个展示民族自豪感的机会。相信很多生于七十的朋友可能不会唱今年的奥运主题歌，但一定能回忆起“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的雄壮豪迈。
      国家规定开幕式的时候每个单位都要组织起来在电视机前见证圣火点燃的时刻，但完中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电视机，因此需要每个班都有一位同学把自己家里的电视贡献出来。这个任务当然由班主任落实。听到陈老师通知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好笑。陈老师走出教室，和邻班班主任相顾无言，一脸无奈。
      如果是现在，拥有两台以上彩电的家庭可多了去了。但在1990年的内乡，彩电对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奢侈品。“到邻居家看电视”还是很常见的邻里交际活动。而有电视的家庭，谁不愿意全家围坐一起其乐融融的观看这种大场面呢？班主任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但对集体的热爱还是压倒了自私，每个班都有人站出来为班级做贡献。我们班开始是谢晓薇表示愿意把家里的电视机贡献出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能落实，李珂及时做了补救。李珂家的大彩电画面质量非常好，我们班也拥有一个清晰、美丽的11届亚运会开幕式。

      由于一年级成绩退步太多，新学期我失去了学习委员的职务。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小学时候学习委员的成绩都很一般，所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让我郁闷的是新学期我居然成了生活委员。我总觉得生活委员都是不爱学习，擅长交际的那一类，难道我在老师的心目中已经变成那样了吗？
      一天晚自习，我得到通知：小杨让各班学习委员去教导处开会。
      “小杨”就是完中管纪律的杨进忠老师。虽然不教课，但我想恐怕完中的校友们很少能忘记他;而如果有那位完中毕业生敢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小杨，我甚至要怀疑他是否真在完中读过书了。“小杨”的称呼显然不够尊重，但这是最流行的叫法。每个学校抓纪律的老师都会受到学生们的非议，但小杨也有自己独特的理由。
      等我赶到教导处，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位同学，看来小杨把全校的生活委员都召集来了。开始气氛有些紧张，但小杨很快就以自己的挥洒自若让大家感到轻松起来。没有训话，这是一个座谈会，但发言的只有小杨一位。他在对我们大谈黄圆圈。

      据说在基督教的神学教义里，认为上帝是万能的，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有无神论者问：上帝为什么创造猫？答曰：为了逮老鼠。再问：那为什么要创造老鼠呢？答曰：为了让猫逮。
      似乎有些无厘头，但我认为以此来比照在某段时间内小杨和黄圆圈的关系是非常准确的。小杨的存在是为了对抗黄圆圈维护完中治安，而黄圆圈的存在则是为了对抗小杨。
      黄圆圈大名黄韵苑，但一般提起他都称做“黄圆圈”，也有熟悉他的人称他“圈儿”。黄圆圈家住完中附近，也许是完中哪一届的老校友，不过那时候他肯定不是完中的学生。我从没有见过黄圆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完中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和小杨的生活肯定有很大的交集。
      大概小杨认为我们既身为生活委员，肯定都是不爱学习的家伙，因此很体贴的把会议延长到晚自习放学。那天晚上小杨用很大工夫描述了前几天晚上他把黄圆圈抓住并暴打一顿的经过，大意是他在袖子里藏了一个铁穿条，至少打了黄圆圈七穿条。我想小杨也许想借这次会议给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即完中的天下还是他的，黄圆圈的气焰他还能压制的住。与会的学习委员有的听的津津有味，有的则不以为然，而我却是第一次听到黄圆圈这个名字，听的索然寡味。

      做为生活委员，我还参见了一次校学生会的选举，一次很有中国特色的选举。
      选举的地点在文庙大殿里，也就是校会议室。各个班的班委全部参加，选出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但每个人只有自己所在部门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各班班长只能选学生会主席，副班长只有权选副主席，我当然也只有一票能投给生活部部长。选举的主持人是小杨。
      所有的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也就是说每个职位都只有一个候选人，郁闷的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候选人是何方神圣。校友们都知道，完中对学习抓得很紧，各种校园活动则相对较少。面对着选票上一个个抽象的名字，还是打勾吧！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既然是投票，就有反对的权利。这次投票也给了我们相应的权利，但这种权利行使起来却是噩梦。选举规则中规定：如果对某位候选人不满意，可以在上面打叉，表示反对。但反对者必须提名新的候选人，而候选人的资格？限定在选举人里。
      也就是说所，如果某位班长不支持学生会主席候选人，可以投反对票，但必须在各班班长里再提名一位候选人写道选票上，这对我们可是一件难事。完中的风气基本没有“官僚”意识，大家都把担任班干部看作一种义务，平时也没人知道某个班的班长是谁。何况这学期刚开始，即使你不赞成钦定的候选人，还能选谁呀？但如果反对而不提名新的候选人，则选票作废。
      最终所有的候选人都顺利当选了，但生活部部长的产生再次验证了生活委员是班干部中最“能闹”的一群。生活部部长只得到15票赞成，将将超过 14.5票的半数，涉险过关。我提名的是五班生活委员李彦龙，我是在开会前几分钟才知道他的职务的。如果那天的选举小杨迟到几分钟，让我们这群人相互认识且得到充分的交流，恐怕那群钦定的候选人就要危险了。

      初中二年级有两门新课：几何和物理。我们的物理老师是四班班主任李建华老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配置：李建华老师教四、五、六三个班，同时任四班班主任;而唐建华老师教五、六、七三个班，同时是七班班主任，这样我们五班和六班就有两位建华老师。其实我们班还有第三位建华：侯子侯建华。不过看来两位建华老师都有点“司马相如蔺相如似相如实不相如”的情结，因为侯子说两位老师从来没有和他私下说过话，甚至连批评也没有。
      李老师皮肤白皙，脸庞显得很瘦，平时也不苟言笑。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白+瘦+严肃的面庞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喜剧效果。特别是讲课的间隙他会停下来半分钟，欲言又止，让大家去思考领会讲解的内容，这个时候我都不敢看他，因为我怕自己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久而久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学会了不发声的狂笑。
      李老师是一位很尽责的老师。物理是一门最纯粹的理科，要求学生真正理解其内核而不能照抄其表面意思，但讲解的时候如果全用“标准规范”的语言，学生反而难以领略其精要。这就需要老师用通俗的，生活化的，但看上去又不是极严格的语言去帮助学生理解。在精确与通俗之间，老师必须不停的去把握这个度。我想这就是李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欲言又止的原因吧？

      李老师给人的感觉是总在思考问题，似乎有点情绪化。通常他走进教室的面部表情就给整节课定下了基调：如果他表情欢快，课堂上也不介意和同学们争论一些物理现象;反之，如果他面色阴沉，就跟少有人敢接他的腔了。
      那一次李老师心情显然不错，下课后我们班的几位同学走上讲台和他商量，想和四班打一场篮球友谊赛。李老师很谦虚地说：打不过你们呀！不过他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很快，海报也贴出来了，李老师还亲自和裁判一起划场地，最准备。
      比赛在下午第四节课外活动时间进行。虽然我们早对班队的实力有所了解，但没有人会预料到四班的篮球水平是如此之差！当时的比赛都是打两个半场，每个半场毛时间20分钟。四班居然在半场内没能在运动战中投进一球，只靠罚球得了一分。半场比分24：1，一个让人都猜不到是什么比赛的分数。
      连陈东强老师都坐不住了。中场休息时，他把球队召集在一起结结巴巴地说：下半场不要，不要把那么严嘛！于是下半场令旗一挥，杨运龙，张江峰，姚万瑞等下场休息，主力阵容中只留下李远还在场上，换上孙强等人形成“小个阵容”。李远和孙强之间的配合令人眼花缭乱，球从后场到前场会在他俩手中传接四五次，简直像是一个人使出的分身法。下半场我们班的得分少了，但四班的进攻仍没有起色，只投进一个球，他们全场也就得了三分。
      等我想起李老师，环顾球场四周也没看到他，他早已悄悄的溜走了。以后他再也没提到过这场球，当然我们班也没人敢在他面前提起。

      在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老师打学生是很正常的事情。开蒙的三字经上就有“教不严，师之惰”的句子。但近些年来每爆出老师打学生的事件，网上总是一边倒的讨伐老师。我想这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现在的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很难容忍自己的宝贝接受体罚。另一方面是西方价值观、教育观的一些误读，认为处罚背离了平等的基础。另外也由于近些年学费激增引起了家长的愤慨，老师成了教育产业化的替罪羊。
      但对于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学生，特别是农村的小学生来说，挨老师打不算稀奇事。挨了打还不能让父母知道，因为家长最感兴趣的是挨打的原因，了解了原因还要掂量掂量老师的教育是否够分量，不排除再教育一次的可能。毕竟挨打都是因为做了错事，我总认为，学生时期没有被老师打过，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初中生毕竟年龄大了，有更多的自尊，因此一般情况下老师是很少动手的，而已语言教育为主。但如果学生太过分，冒犯了老师的尊严，那就是自作孽了。

      一天上午第一节课是代数，唐老师在预备时间便早早的来到教室，给大家讲上次作业中的问题。由于教室外人声嘈杂，唐老师讲话声音很大。这时候突然听见教师后窗户外面竟然有人在怪声怪气的模仿唐老师说话。唐老师走到窗户旁边大喊一声“谁！”，窗外大概一哆嗦，唐老师又回头出门找他们去了。
      唐老师要抓到他们，必须绕过七班教室。我对同桌说：这那还抓得到？早跑了！谁知道过了片刻，唐老师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提着两个倒霉孩子回来了，是四班的吴大鹏和郭柯。他们自知理亏，老老实实的靠墙站着。
      唐老师还在暴怒，问他们“说什么？！”一人一嘴巴。
      郭柯怯生生地说：“我都说不让他学，他还要学你说话...”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辩解是无效的，也许还会导致更严厉的惩罚。但唐老师显然是听进去了，和刚才的声音一印证，吴大鹏就惨了。吴大鹏的数学成绩很好，但唐老师这会儿没功夫和他切磋数学，吴大鹏被打得眼泪汪汪，唐老师不理他们，自己讲课去了。
      郭柯和吴大鹏也不敢离开，直到上课铃响，他们的班长才来把他们喊走。想起刚才的情形，我们仍然心惊肉跳。

      难说是不是巧合，四班班主任李老师很快就为他的两名学生“报仇”了。这次的倒霉蛋是七班的马涛。
      完中的地理位置在内乡县城偏东，因此放学后大部分学生出门后都向右拐弯，散入春风满菊城。而我们家住城东的学生大多来自三小，也习惯放学后结伴回家。这一排教室里则有四班的马浩，五班的李彦龙，七班的王攀峰，马涛等人。
      一次中午放学，马涛走到五班的后门等李彦龙，而五班的任课老师还没有宣布下课，他就在门口踱步。五班的后门和四班的前门只有一米之遥，他一不留神就来到了四班门口。而四班恰好是班主任李老师的课，他对“闲杂人员”在自己班门口游荡非常恼火，质问马涛是做什么的。马涛的性格很好，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通常是瞥一眼然后走开，透出一种不屑的高傲。而恰好是这种高傲惹恼了李老师，当时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当时的冲突有多严重，反正马涛被李老师修理了一顿。
      马涛的父亲是一位极有正义感的汉子，但这次马涛吃亏太冤枉了，下午马涛的家长就找到了学校。据说马叔叔也没有生气，只是向学校询问马涛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最后调查的结果让学校很尴尬，因此这件事也没有怎么张扬。可怜的马涛事后在家里还受到父亲的一番口头教育。

      现在的完中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每年级12各班，估计不会再有一位老师带整个年级某门功课的情况了。我们那年有两门课都是一位“把关”老师带的，教政治的郑合敏老师和教地理的张大路老师。一周20节课，也真够难为他们的了。
      政治课难教，中学政治课的核心――社会发展史尤其难教。历史唯物主义自有其内部结构，但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教材的编写，到讲授到考试，全是“ 先有结论，再找论据”的模式。这种课文读起来很像余秋雨的散文戏，似乎言之成理，却漏洞百出。这种课程不但学生学起来痛苦不堪，老师讲起来心里也不会畅当，但他们必须讲下去。
      仅从体貌特征上看，郑合敏老师很像一位欧洲人：高大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金黄的体毛，深凹的眼窝，如果他养成耸肩和摊手的习惯，绝对能骗住一帮假洋鬼子。只是他一张口就是标准的内乡话，还是美中不足。
      据说有人断言：中国会思考的人都已经死了。马上有人反驳他：不，他们没有死，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我不知道郑老师是不是属于这种“以另一种方式或者”的一类。总之，他禁止我们对所学的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探讨，只是划出大段大段的内容要求我们背诵。
      他不用备课，因为他的讲稿就是课本。每一句话都读，每一句话都讲，但仅仅讲字面意思，似乎我们都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那节，课本举例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仅重49克的禅衣素纱...”郑老师读过之后也给我们解释：就是说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禅衣素纱，只有49克重...
      听不懂，当然记不住。而郑老师在检查背诵情况的时候，对名字有特点的同学似乎很有兴趣。于是我就多次被他提问，多次背不下来，多次被批评。

      除了我，还有一个人总在政治课上被郑老师点名，一般也免不了被批评，那就是李铁丽。
      李铁丽是我在三小的同学，但上初中后成绩一直很一般。感觉李铁丽的性格有点内向，她之所以被郑老师盯上，全是因为名字中的那个“丽”字。
      我们班的“三丽”遐迩闻名，很多任课老师都知道六班女孩不多，却有三个名字中都带“丽”的总名列前茅。其中范青丽个头稍高，座位比较靠后，而郭晓丽和别瑞丽个头差不多，都坐第三排，她俩中间恰好就是李铁丽。
      也许成绩一般不是你的错，但坐在成绩好的同学中间“冒充”“三丽”就是你的不对了。估计郑老师一看到座次表就认定这一排的三个女孩就是三丽，但经过几次交流，发现李铁丽似乎比另外两人要差些。如果三丽之一因为政治成绩差而掉队，这可是郑老师极不愿看到的事情，于是郑老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督促李铁丽。她和我的命运一样，多次被提问，多次背不下来，多次被批评。有时候郑老师还要感慨一句：三丽中，就你差些！但李铁丽却不敢声明自己并不是所谓的“三丽”之一。

      教地理的张大路老师也是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但和郑老师迥乎不同，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张老师的乒乓球水平也很高，风流倜傥，很受校领导赏识，是符校长的乘龙快婿。
      初中二年级学习世界地理，张老师也常带领大家神游。正是在他的精心教导下，诺大的世界在我们心中被切割成一个个小块，然后再拼装起来构成多彩多姿的世界。
      在讲阿拉斯加的时候，张老师介绍说这里本来是沙皇俄国的领土，但由于有一段俄国财政紧张，就把这块土地卖给了美国，让美国占了个大便宜。看到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张老师进一步解释说，在如今的时代，领土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产。为了得到领土，必须经历流血，牺牲。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军人牺牲了那么多，但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因此，用钱买领土是最划算的事情了。
      在讲北欧时，书上说“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象一头雄狮屹立在欧洲北部”，张老师怎么也看不出这象一头雄狮。最后他把俄国的克拉半岛当作狮鼻子，说“ 勉强算一头狮子吧”。其实很多同学已经看出来如果把奥斯陆当作狮子头，那是一只奔跑的狮子。但大家楞是讲不清楚，不知道张老师现在看明白了没有。
      讲到冰岛，张老师说：苏联最近在谴责这个国家呢！苏联有个加盟共和国叫立陶宛，自己宣布独立了。各方面还没承认呢，冰岛就要和他建立外交关系了。同学们都笑了，透露出对冰岛的不以为然。如今冰岛正面临经济危机，而黑山共和国居然已经在承认科索沃独立了。这恐怕是当时最大胆的预言家也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吧。

      如果你问一个重点初中的女孩子：有一样东西，每个月都会来，虽然有时候可能错前错后几天，但总要来，同学们一般都比较讨厌。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内乡初中的学生也许马上会回答：月考！
      “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虽然同学们十年寒窗都是久经沙场，但相信每个人走进考场那一刹那，都会有几分恐惧。毕竟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成为羔羊，惊恐的等待那张纸片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期中考试如期而至，照例是一番忙碌和紧张。考试后的晚上教导处总是灯火通明，算怕打的啪啪响，排出各个班级、任课老师和同学们的名次。这个座次关乎前途，关乎荣誉，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
      对我们班成绩大发雷霆的是英语张翠香老师。
      张老师当时孩子很小，她和母亲，孩子一起住在水塔旁边的家属院里。后来我知道张老师有一个挺幸福的家庭，但当时夫妻两地分居还是很普遍的现象，可能每一个从水塔边上下学的学生都曾目睹张老师辛苦的洗衣服，照看孩子，做饭，照看老人的身影。但这一切张老师都能忍受，她忍受不了的是我们班级的成绩。
      那次期中考试我们班的英语成绩排全年级第九，而第十名则是张老师教的另一个班级五班。考试后的第一节英语课，张老师在讲台上喊：我从来没有教过这样的成绩！我的能力就这么差？！同学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大片大个子把头埋在课桌上，接受这位娇小的女老师的教训。
      不过等张老师习惯了这个名次之后，就不再冲着我们发火了。她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英语，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讲评考卷，最有特色的是张大路老师。
      分发卷子，张老师规定所有不及格的同学不能落座，必须站在教室后面听讲，而且不能带笔。等把试卷讲评完毕，张老师宣布：有谁的卷子批错了，可以现在来更正分数。
      大家面面相觑，一般情况下试卷上老师给的分数就是终审判决，很少有发下试卷后还允许学生找分的。毕竟学生用相同的笔迹改正之后，很难判断这是评卷老师的失误还是学生的技俩。要求改判的人不多，毕竟一般的错判也就是一两分，而地理成绩经过30%的“折算”后，有可能连一分都不值。最需要加分的是站在教室后面的一排同学，但他们手里没有钢笔，站在那里怎么“伪造现场”？
      看大家都不动，我第一个站起来。我这次考的不错，97分。但郁闷的是，卷面上除了原始分还显示了折算分，而那位合分的老师也许数学水平不怎么样，97乘以30%居然成了27.1，这可有点太冤枉了。张老师面无表情的说：你说应该是多少？我说：29.1。张老师重复了一句：29.1,就拿红笔改过来了。
      同学们陆续走上讲台，一时局面有些混乱，很快张老师宣布一个好消息：樊红烨原来是59分，发现一处错判，纠正后变成了60分，及格了！大家一阵欢呼。
      下课后樊红烨笑着说那一分实际是孙少郎给他改的。原来樊红烨趁局面混乱之际，把自己的考卷悄悄递给了孙少郎，改完一处后有递还给他。估计张老师也会发现这一分来的蹊跷，但还是大手一挥，成全了樊红烨的及格。
   

      成绩总评下来，令班主任陈老师很是兴奋。
      我们那一届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后面的班成绩好，前面的班成绩差。这次成绩最有代表性，十个班的排名顺序是：十九八七四六五三二一。除了四班稍微突出一点跑到我们前面外，基本是按倒叙排列。我们班是第六名，虽然还没能名列前茅，但比起上学期已经是不错的名次了。陈老师意气风发，决定在班里开一次总结会，并邀请校领导参加。大概陈老师认为自己中途接手这个班，能有这样的进步，校领导应该大大赞赏才对。
      虽然陈老师的发言慷慨激昂，“我们终于脱离了后四名，以后会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但整个会开得非常压抑，我感觉自己很象战争取胜后“献俘”仪式上的俘虏。代表学校与会的马超凡主任，他提出了鼓励，更多的是要求。可以想象，我们对这种会的兴趣还不如上一节正课。
      感觉陈老师有点失落，陈老师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雄心勃勃的赴任，殚精竭虑的工作，但总得不到“主流”的认同，寄希望于洗牌，却总抓不到一手好牌。
      这次“表决心”会对大家的影响很快就结束了，最大的效果是我们班意外的获得一面纪律流动红旗。

      其实从这学期开学，完中便宣布了一项评比制度：即每周都对各个班级的纪律、卫生情况分别打分，每个年级纪律得分最高的两个班获纪律流动红旗，卫生得分最高的两个班获卫生流动红旗。按说正常情况下，一个班每周得红旗的期望是0.4，但我们等了半学期，还没见过流动红旗的影儿。
      红旗应该总被“好班”得走了。这很像我们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争夺总统，工人阶级只有看的份。但居然还有君主制的映像：初三年级居然是由两个班垄断红旗。
      当时别良桂主任是三（8）班的班主任，同时任三（7）的语文老师。据说魏书生带的两个班级都是学习，纪律等全面发展，别主任的班级当然也要向他们学习。于是每周升旗后最后一项总是小杨宣布上周流动红旗的获得者。在说出“一年级获得纪律流动红旗的班级是..”后，小杨总要稍停顿一下，向台下看看，留足悬念后才说出一（×）班，一（×）班。但到了三年级，小杨总是快速的说出：“三年级的纪律流动红旗是三（7）三（8），卫生流动红旗是三（7）三（8），散会！”似乎怕有人去找他算账。
      获得流动红旗的班级还有金钱奖励，大概每面是一二元钱吧。那学期结束的时候三（8）班已有不少积余，最后每人还分到五毛钱。这在我们班简直是天方夜谭，学期过半，我们才第一次把红旗请到家。
      不知道这两项评比是由谁打分的，反正我作为生活委员就从来没有给别的班打过分。但我们班得红旗的规律有迹可循，后来我们班又开一次家长会请校领导与会，又获得了一面红旗。全年一红获得三次，都与陈老师的努力有关。看来小杨在分配红旗的时候很有灵敏的政治觉悟，保证了“学校大气候”与“班级小气候”的一致性。小杨现在已贵为主任，如果他以后有更为通达的仕途，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在中国，篮球是很多初中生的第一运动。收到班篮球队的鼓舞，我们一群小个子也准备成立自己的篮球队，首先要买一个篮球。
      杨少耕家住县委大院，县委西边不远就是内乡有名的体育商店，杨少耕早就探明那里最便宜的篮球卖26元，于是我和秦文浩，杨少耕，周昱江等十几个每没人凑两块钱，一天中午，大家兴冲冲的奔向体育商店。
      一行人趾高气扬的走进商店，就指着最上面的篮球问多少钱。售货员回答说“九十多块。”大家顿时目瞪口呆，这才发现货物下面其实标有价格。可是我们找来找去，最便宜的皮球也要四十多，那里有26元的篮球呢？这时候杨少耕才匆匆赶到，走到一边说：在这里呢！
      我感到很奇怪：篮球不都摆在这边吗?他去的那块好像都摆得球鞋呀。谁知售货员从里面拿出一个橙色的“大鞋子”，原来货架上陈列的都是高档的牛皮球，而较便宜的橡胶球都没球打气，是缩成一片放在这里的。
      售货员帮我们把气打饱，一群人前呼后拥的奔向操场，那种快乐远超过如今买一个新手机。
      虽然观看比赛的时候同学们都成说出一二三，但真正自己在场上传球运球时，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笨拙。很多时候还需要在比赛中理解规则。与正式比赛同，我们更容易出现走步，二次，回场这样的违例，而由于身材都不结实，阻挡，带球撞人这样的犯规反倒很少见。
      篮球平时就由杨少耕保管，什么时候有活动就让他把球带到学校。杨少耕高度近视，用他自己的话说，取下眼镜后篮球在他眼里就是“红红的一大团”，但我们都认为杨少耕肯定在晚上偷练过什么篮球秘笈，因为杨少耕有一招令不熟悉他的人很难防范。通常是在弧顶附近，杨少耕左手侧对篮筐，右手持球从腰部位置向左用力一甩。这一般是打快攻时后场向前场的传球动作，但球从杨少耕手里出来后，总是准确的砸板后掉入篮筐。如今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天下午课外活动天气很好，我们临时决定打球，但杨少耕把球放在家里了。于是我向樊红凯借了辆自行车，和杨少耕一起到他家里把球带来。
      一场生龙活虎的拼杀之后，我就顺道从三小门口的怀英巷回家吃晚饭了。每次活动过后杨少耕都会很负责的把球带回去，这点大家都不用担心。晚自习第一节课是几何，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不少题目，大家正在做题，樊红凯来到我身边问：我的自行车钥匙呢？！
      什么？！！自行车！我顿时懵了。回想起下午，我们把球带回来后就开始打球，自行车就放在操场上，根本就没有上锁，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而操场是很多同学上学的通道，来往的同学川流不息...我不顾正在上课，起身就向操场跑去，甚至门口的陈老师也没叫住我。
      八十年代初，“车子，手表，缝纫机”是农村生活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当然九十年代初自行车在内乡早已经“普及”，但对我来说，弄丢一辆价值百元的自行车还是不敢想的。完中每学期八十元的学费对我家来说就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到了操场，一片暮色苍茫，同学们都会去上课了，只有远处门球场的水泥台上还有几个人影。我下午打球是在观礼台这边的球场，早已悄无一人。篮球架下那是什么！跑上前去，这不正是下午我骑樊红凯的自行车吗？微风拂来，车的后轮甚至还在慢慢转动。
      我百感交集，呆了一会儿才推起车往回走。二中操场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什么叫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夜色弥漫中操场向黉学路的大门敞开着，而这辆没上锁的自行车就在这里等我三个小时。
      走到水塔边，就看见王恒和别志蒙走了过来。原来是陈东强老师看我匆匆忙忙冲出教室，问明情况后不放心，特意让他们两个来“接应”我的。王恒见我还惊魂未定，就故作轻松的说“没事，我想着就没事！”
      到了班门口，陈老师问了我几句，也没有批评。其实他此时就算再严厉的批评，我也能坦然接受。一场祸患消弭，真是万幸呀！

      在“学赖宁”活动进入尾声之际，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观看了一场名为《赖宁》的电影。
      其实这一年来，每个人都看过关于赖宁的书籍。在这些文学作品里，赖宁已经被描述成为有理想，爱学习，助人为乐，勤于动手思考的“全德”形象。其实这些事情似乎在我们身边也时常发生，但拿到谁身上似乎都有点“莫须有”。其实很容易理解，赖宁在牺牲前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等他出名后，蜂拥而来的记者们有根本见不到自己要写的形象，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堆砌溢美之词，当然也会有虚构过头的地方，只是大家都不太留意罢了。
      我对描述赖宁做物理实验的一段文字比较感兴趣。文中说赖宁找到一块铅和一块锡，准备用蜡烛熔融之后炼成合金。铅和锡的熔点都不高，少量炼成合金并不难。但那位记者继续写道赖宁用蜡烛的火焰把锡融化，然后倾倒水中冷却“蒸腾的烟雾中笼罩着以为未来化学家的脸”。
      真奇怪！把铅丝熔融后到进水里这种事情我也做过，怎么就没记得有白雾呢？于是我又做一次实验，结果仍然是没有白雾，铅水倒入水中后马上沉到脸盆底，还能听见“当”的一声响。事实上，铅的熔点只有300多度，比热又很小，少量熔融根本不可能激起白雾，而蜡烛的热量又不可能融化太多。
      电影一开始我就等着他做实验，可惜一直没有这个镜头，看来导演也不能成功做这个实验。终于有火光出现了，已经是漫山大火，大家知道快到结尾了，杨少耕立即说“kao了！”
      救火的场面一带而过，接着就是数千人的追悼会。也许为了追求剧情的统一，剧中追悼会上用的遗像是那位小演员，而不是我们常见的赖宁宣传像。周昱江对此很是不解，看后议论道：就算演员没办法和赖宁长得很像，最后的照片最好用赖宁本人的呀！
      赖宁出生于1974年，如果没有那场山火，如今也该是人到中年了。

      陈老师对班级的治理初见成效，成绩和学风都有一定的提高。雄心勃勃的陈老师很想让我们班走进“好班”的行列，他认为杨运龙是班里那些大个子的主心骨，为了让杨运龙完全配合，陈老师对杨运龙进行了家访。
      陈老师受到了杨运龙家长的热情欢迎。家访嘛，当然要围绕学生的学习为主题，陈老师想杨运龙的父亲指出杨运龙在学习上不够努力，杨运龙的父亲当然马上就要教训杨运龙几句，杨运龙也只有点头称是。
      这个时候，陈老师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在他的心目中，学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学习。既然到完中读书，更应该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家长面前好好的数说一番，会让家长更努力的督促杨运龙学习。
      但陈老师忘记了，读书这条路并不是为每一个人设计的。那时候还没有扩招政策，河南省每年二十万考生，有多少人最终能走进大学校门？而完中每年能考入内乡高中的也就是百十人，难道要把每个人都绑在“升学”这条船上吗？即使在初中，也已经有很多人在为自己的未来打算。要杨运龙做一个遵守纪律的学生他可以接受，但要他必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那就强人所难了。陈老师还在数说，杨运龙的父亲也在继续批评，杨运龙终于忍不住了，站起来指着陈老师大吼道：别再说了！我不学了！
      陈老师惊愕的看着眼前的场景，杨运龙的父亲口里还在批评他，但杨运龙俾睨天下的气势，说明他在家庭里也早就有一定的独立地位。也许这是老师可能遇到的最尴尬的场景：当学生不再要求学习的时候，老师将如何自处？
      第二天早读，不甘心的陈老师再次把杨运龙叫出教室问道：你真的不学习了吗？
      杨运龙毫不犹豫：真的不学了!
      杨运龙用很平和的语气向大家转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没有丝毫的得意，说明他对前途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与设计。在杨运龙事件中，陈老师也上了重要的一课。

      年富力强的陈老师尚且如此，迫近退休的语文刘老师更难以对付我们这群捣蛋鬼。刚带我们班时，刘老师一时难以记住这么多同学的名字，就拿着座次表仔细研究。最后发现我们班两个字的姓名居多，借此便利决心在一周内记住全班同学的名字。而居王肖戈说，马洪河老师只用了一个早上，就悄悄的大致记下了全班同学的名字。
      讲鲁迅的《故乡》一文，刘老师首先朗读课文。到二十年后闰土与鲁迅再见面，闰土很拘谨的叫了一声“老爷”。刘老师读出这两个字，班里竟然发出低低的“哎”声答应。幸亏刘老师在专心致志的朗读，没有体会到这一声的坏蛋用意。
      在讲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的时候，刘老师让大家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这下同学们可逮住机会了。演讲辞本身慷慨激昂，很多地方大家都读的声色俱厉，更难得的是文中有很多地方括号内注有“掌声”，“热烈的掌声”，甚至有“捶击桌子”的现场气氛，于是班里一会儿掌声连绵，一会儿大家都把桌子捶得咚咚响。刘老师只好让大家停下来，特意强调不能再捶桌子。有的同学还不服，在朗读的时候故意大声读出括号里的“捶击桌子”这几个字。
      早读时间比较难熬，初中要求背诵的课文并不很多，没两天一个语文早读，刘老师都辛辛苦苦一大早就来到班里陪大家，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该读什么。语文书没劲，课外书又不许看。我借了一本《初中语文文言文翻译》，这应该是“合法”参考书。我就在早读课上津津有味的看《范进中举》等文章，不料还是被刘老师识破了。原来这种翻译书通常原文是用大号黑体字，而译文用小字。刘老师远远一看就发现我看得文章大字极多而注释很少，显然不是“佶屈聱牙”的文言文。他走过来批评我“你这不是当小说看了吗？”我赶紧认罪，但心里还是不明白小说既然能被选入语文课本，为什么自习时间就不能读。

      但对以严厉出名的几何杨仁景老师，同学们还都有几分忌惮。在某些事情上，他有与众不同的理解方式。
      一次上几何课，庞浩迟到了两分钟，杨老师已经在讲课了。庞浩站在门口说了一声“报告”，杨老师没有理会他。庞浩不敢入座，我和侯子都对他说“你大声点”。庞浩又大喊一声“报告！”没想到这次杨老师马上就回答：“你给我站出去！”
      全班愕然。杨老师解释说：你迟到已经不对了，就应该赶紧入座，尽量不要影响别人。非要在门口大喊一声，影响老师讲课，这样就更错了。噢，原来如此！尽管班主任强调学生迟到应该喊报告，但在杨老师的客商大家都会悄悄入座。
      课堂上，杨老师经常以语调变换来唤醒同学们的兴奋点。开始讲题，他通常会大喊“已知，如图”。在内乡话中图发“tou”的音，李秀栓王肖戈等就故意模仿他说“已知，乳头”。题目分析完毕开始写答案，杨老师会大吼一声“证明！”已经昏昏欲睡的张明通常会肃涑然惊醒，抬头看题。
      比起这种昏沉需要被唤醒的状态，另一种听课状态更让杨老师烦恼。如果同学们精神很健旺，听课时就会有人窃窃私语，杨老师声音渐高，嗡嗡的声音也会变大。杨老师忽然停下来不讲了，注视着同学们，嘻嘻索索的声音才逐渐小下去，小下去，最终完全安静下来。杨老师生气的说：你们就是破房子！
      为什么会是破房子呢？原来在下雨天，呆在破房子里会觉得“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得一阵扑嗒。”这恰是我们课堂上纪律情况的写照。杨老师的“通感”真令人叫绝。

      俗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一个人如果总是麻烦不断，肯定有自身的原因。但我认为肯定会有例外，马涛再次挨打就是这种例外的体现。
      马涛是性格脾气极好的一个人，没想到无缘无故又和人打架了。而且这次的对头名气极大：黄韵苑和庞化龙。
      庞化龙进入完中之后，不知怎么就认识了黄韵苑，而且来往极为密切。有时候在路上遇见，他还会给我讲一些黄韵苑的趣事或者黄韵苑与小杨的一些交往内幕，显然已经是很好的朋友。这次马涛遇到了黄韵苑和庞化龙，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起冲突，也许是马涛那高贵而不屑的神情刺疼了黄韵苑某根敏感的神经了吧？黄韵苑自己没有动手，只是指示庞化龙袭击马涛。
      如果一对一，马涛根本就不怕庞化龙。但对方却是站着一群人，而且为首的就有名声赫赫的黄韵苑！马涛没敢还手，就仓皇逃开了。
      马涛是内乡县第一烈士马华敏的堂侄，家族庞大。虽然他们从来处事低调，但也绝对不是轻易被人欺负的。马涛的妈妈又找到学校要求处理，校方查明这是校外不法之徒在校内寻衅滋事，压力就到了小杨头上，他必须给出一个交代。
      那天上午马涛的妈妈在学校找人，李建化（十）老师见到她很热心的走上去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远远一看就知道李老师这次要倒霉了。果然马涛的妈妈正一肚子火没出发，看见李老师马上逮住就是一通说。李老师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在那里尴尬的站了很久才脱身。
   

      突然间，庞化龙就成了名动完中的大人物。仿佛每个人都在寻找庞化龙。
      第一批找庞化龙的李彦龙等人。马涛吃了亏这口气自己咽得下，李彦龙却咽不下。一年级学生打到二年级学生头上来了，何况打得还是学校门口的人！李彦龙的哥哥李彦景在东关的力量可以和黄韵苑抗衡，他当然一定要找到庞化龙找个说法。因此我们三小的老同学见了我，总要问“见庞化龙了没有？”
      第二批找庞化龙的居然是黄韵苑的人。在这关键时刻，不知道为什么庞化龙竟和黄韵苑闹翻了！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似乎谁都知道黄韵苑必得庞化龙而后快。于是上学的途中在完中附近，经常有人没头没脑的问：你是一（4）班的吗？我开始还觉得莫名其妙，但很快意识到如果回答是，对方马上就要问庞化龙的去向问题了。
      在如此天罗地网下，庞化龙当然也不可能在学校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连家里也不呆，干脆玩起了人间蒸发。于是又有第三批人：他的家人也开始找他。
      庞化龙的哥哥庞海涛也是完中的毕业生，其时已在内乡高中读书。庞海涛学习成绩很好，从不闹事，但在县城也有一大群兄弟。现在这一群人也在到处寻找庞化龙，但寻人的办法都很原始，就是问。那几天在完中上学的学生恐怕没有几个不被问到庞化龙的。
      最可怜的人也许是庞化龙的父亲。我在完中周围几次看到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一副身心憔悴的样子。他用低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问我“见庞化龙了吗？”我不忍心再说别的，赶紧回答一声“没有”就匆匆离开了。
      “全民搜索庞化龙”的行动大约持续一个多星期，最后庞化龙终于现身了，好象他是躲在以为亲戚家里。庞化龙回来之前还要求安全保障，据说最终是他哥哥出面和李彦景，黄韵苑的人交涉，决定既往不咎。

      下午上学从音乐教室旁边经过，看到布告栏上挂了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
      检 查
      我今天在学校内骑自行车，违反了学校纪律，请同学们不要向我学习。
      二（6）郑征 二（7）郑乐
      字写的就像没长骨头马上叫要摔倒，我一看就认定是郑征的笔迹。到班里郑征果然早已到了，我问他小黑板上的检查，出乎意料，郑征说那些字是郑乐写的。郑乐的学习成绩非常好，难道字迹还这么幼稚？
      陈老师对郑征这种违纪非常恼火，因为这些事在每周的集会上都是要点名批评的。周一早晨不用出早操，全校师生都集中在大殿前升旗。各班都按部就班带到指定位置，稍息立正，可这事小杨总要发一句让整个队伍乱起来的口令，那就是“向右看齐”。通常这句口令一出，所有的人都会不停的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这能看齐吗？！”的抱怨声不绝于耳。
      郑征和郑乐肯定是被点名批了。我很想听听庞化龙的事件是怎么处理的，毕竟这件事牵扯面广，影响也大。但一直到最后也没听到做总结的领导提到“庞化龙”三个字。倒是最后表彰“杨进忠老师勇斗歹徒”。登时全场哗然，有人说：应该是歹徒勇斗小杨吧！
      看来小杨已经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把这件事情的不利影响消弭于无形了，还顺手捞了一项荣誉。
      会议还批评几位同学违反消极，其中有我们班的周晓宇。可批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到底是触犯了那条律令。会后说起来，才知道周晓宇上错了厕所。完中近两千师生，对厕所的需求量很大。那时候还没有抽水马桶，老师和学生上同一个厕所，未免尴尬。于是学校规定某几个厕所专供老师使用，学生不许涉足。而周晓宇却胆敢以身试厕，被小杨拿住了。只是这项罪名宣之于众颇为不雅，因此在会上就含混带过。

      老韩井西边，体育商店对门，曾有一家很有名气的“读来读去”书社，经营租书和卖书业务。交26元就可以办一张借书卡，可以在一年内借阅电力的图书，每次限借一本。一年到期后返还10元。我们班的孙少郎，王豪杰等人都有这里的借书卡。
      孙少郎的绰号是“毛蛋”，他和侯子是最铁的哥们，因此他借书看完后一般都要让侯子看一眼，如果侯子喜欢他就留下，等侯子看完后再还。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侯子留下了一本言情小说，他也没太认真看，我就拿了过来。
      按照王肖戈的说法，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武侠、言情小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角总是一男一女，经过重重劫难最终结合成为神仙眷属;第二阶段则是“多男争一女”型，满世界只有一个最优秀的女孩，却总有几个男孩为其寤寐思服，甚至大打出手;到了第三阶段，又变成“多女竞一夫”型，满书只有一个小伙子鹤立鸡群，几个女孩为其争风吃醋，时代背景决定最终的结局是各奔东西还是共事一夫。
      我看到的这本小说应该是属于“第三阶段”小说，具体能容无须赘言。第一节下课后我抱着小说慢慢往教室外面走，迎头竟然就碰上了陈老师。转眼间小说就被没收了。
      我目瞪口呆，这才知道下课时间看小说也有干禁例。这本书关系着二十多块钱的押金呀！而且这借书卡是消费型的，每过一天就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损失。这可怎么办呢？
      侯子大概知道我根本赔不起这本书，只对我说了一句“你让老师收了可得赔”就去找孙少郎想办法。
      胆战心惊的过了两天，却总不见毛蛋和侯子来跟我谈书的事。小心翼翼地问侯子，侯子却说：不用还了。
      原来读来读去的借书卡不需要押在书社，持卡人借书时老板在卡上写上书名，还书的时候则盖上书店的还书章，章上只有“书已还”三个字。毛蛋和王豪杰商量后决定从印章上着手，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私刻了同样的还书章，这样即使我看的书要不回来，借书链条也不至于中断。
      这下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但陈老师却还在为我担心。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又是星期三的下午，陈老师找到问：“你看得书是谁的？”我回答：“借别人的。”“人家要了吗？”“要了。”“那怎么办？”“......”“跟我来吧！”
      书又还给了毛蛋。以后虽然侯子那里仍然常有各种书籍出现，我却不敢轻易看了。

      内乡初中大门面对的黉学街，自古以来就是农产品的集散地。由于距离北菜园和南菜园都不远，逐渐形成了内乡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每天早晨我们5点40到校，大街上已经满是拉着大车的菜农。等到7点放学，这条街就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了。自行车流慢慢的挪动，步行的同学则可以从一辆辆拉菜车之间穿梭挤过。当然还有各种早饭：胡辣汤，豆腐脑，豆浆，油条，油饼，韭菜馅饼...还有一个明晃晃的油茶大铜壶，而内乡人开始对油茶还不熟悉，那位卖油茶的老板不停的喊着“喝碗油茶暖～和嗷～”
      匆匆忙忙吃完早饭，8点再回到学校，校门口的菜农和菜贩逐渐散去，清洁工开始清扫地上丢弃的菜叶。中午放学时校门口已经不再拥堵，骑术高超的同学一出棂星门就可以骑上自行车飞奔到家。路边的卖肉厅里挂着几片新鲜的大肉，老板都习惯用自行车的铁丝挎篓装钱，一张张大票子似乎就要随风飘走，上面却压着几把闪亮的剁肉刀。再往前是一排小磨香油店，一口大锅在电马达的带动下慢悠悠的转动着，转出香油的清亮，转出内乡人的醇厚。这一带大饭店不多，嘴馋可以回到棂星门东边吃一碗凉皮，老板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冬天热炒夏天凉拌，六毛钱一份，卫生条件很让人放心。
      上完下午的三节课，再到校园里，操场里疯跑一阵，夜幕就逐渐降临了。学校门口早升起阵阵油烟，一群学生正围着一个小油锅等着吃红薯丸子。老板事先在家把红薯煮熟凉凉，加上淀粉，芝麻，花生仁团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现场放进油锅烹炸，一毛钱四个。吃到嘴里香，酥，甜，甚至那种微微烫嘴的温度也给人无尽的回味。冬天日短，人缝里露出的火光酷似原始的篝火，周围因漆黑而显得空旷。
      再熬过两节课的晚自习，随着一声铃响，各班的同学都拥出教室。从放学到熄灯只有十分钟时间，黉学路立即又被占满。也许是因为今天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吧，同学们的话都超乎寻常的多，一直延续县委门口，满眼皆是散学的人流，满耳都是纷纷的话语。
      二十分钟过后，同学们都离开了。黉学街彻底安静下来，准备迎接下一个黎明。

      九零年的元旦联欢会，学校要求每个班都表演大合唱，指定必须唱陕北革命歌曲。象《解放区的天》，《大生产》等歌声在校园里此起彼伏，大家似乎又回到了抗战的激情岁月。
      统一着装本来不是问题，大家都有崭新的校服。但我们班觉得唱革命老歌，白衣服似乎有些不太协调，穿绿军装更能显示出革命豪情。好在绿军装八十年代广大农村最流行的服装，男孩子几乎人人都有，女同学也很容易借到。有了军装，就要有军帽。绿军帽似乎比军装难找一些，陈老师要求每人必须借到一顶。大家练歌也都很起劲，很想在比赛中为班级争得荣誉。
      首先登台的是五班，袁阳的燕尾服指挥棒别具一格，但把气氛推向高潮的是王凤敏老师的十班。十班大部分同学都穿校服，第一排则有三男三女六名舞蹈演员，男生穿军装，女生则是花衣服黑兜肚，跟随着《大生产》的歌声翩翩起舞，很有陕北风情。最后一排同学还拉起了大生产的标语，无论创意、表演都别具一格，最终他们得到了9.8的高分。
      当大家都以为十班的优势地位无可撼动时，三班登台了。清一色的校服，除了第一排的同学没人都拿着一朵鲜花外，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唱的是《南泥湾》，最后一句“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之后，第一排同学居然真的走上前去。没有模范，鲜花都送给了评委。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三班竟得到了9.9分，力压十班站到了第一的位置。
      我们班已经集合列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居然有两个人最终没有落实自己的军帽！陈老师都有些绝望了。两个黑头发站在人堆里实在太现眼，而我们就要登场了。陈老师当机立断，所有人的帽子都摘下，夹在衣服下面。多日的准备就这样功亏一篑，当时的气氛甚至有些悲壮，但最终我们也没能取得好名次。荣誉，似乎永远和六班无缘。

      日月荏苒，忽忽到了岁末。回首怅望，完中的岁月已经过去一半。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四季轮回的歌声中，我们在成长...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天天的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
      等待的青春
   
      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
      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
      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
      刻划着多少美丽的诗
      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两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
      流泪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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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
      以及远去的笑声
      再次的见面我们
      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
      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
      有着依然的笑容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
      回忆的青春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