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港台学校的小朋友们，上学总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特别羡慕。但这在中国推行难度很大，毕竟小学生们的身高长得很快，一套合身的衣服半年后可能就显小了。因此我上小学的时候遇到六一这种活动，通常是都穿白衬衫，看上去也挺整齐。
      我们89届应该是内乡初中第一批穿校服的学生。由于县里要举行广播操比赛，完中当机立断为一年级的学生订做一套校服。白衣白裤，定价24元（便宜吧）。这样的衣服偶尔穿出来绝对有震撼力，只是平时不能总穿，毕竟白色太容易脏了。
      为了参加全县队列广播操比赛，我们一年级的同学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准备。十个班的同学打乱重排，共分成八个8×8的方阵，其中单数方阵是女生方阵，双数方阵则是男生。我在第二方阵第一排，小个子的悲哀。
      完中每次队列训练，通常都是请邻居消防队的官兵来做教官。我们称教官为“班长”，后来才知道这是军队对老兵的尊称。印象中军人都穿老式的军装，可我们“班长”穿的军装居然还有领带。我问他：军装还打领带吗？他回答：这是士兵服的一部分。我才知道，我国的军装业发展到了大檐帽领带时代。
      很多同学们都注意观察班长的军衔。后四个方震的班长都是第二年的老兵，前四个方阵的班长则都是新兵，肩上扛着列兵的军衔，只有我们第二方阵的班长大概是“骨干”，是唯一的上等兵，因此他也是前四个方阵的小队长，这让我们很是自豪。

      我们这位班长不苟言笑，做事雷厉风行。按计划两个方队之间的距离是十米，但训练的时候的实际距离总是远一些，他就让队伍停下来，自己走到一方队的后面，标准的向后走出十四步，因为军人标准的步伐七步就是五米。他立正后让我们以他为标准站齐，并要求我们以后也要保持这个距离。
      这个要求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毕竟前面有女如云，谁不愿看的更真切一点？特别是休息时间，也许每个男生都在心里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也有人不甘寂寞大声喧哗，其实只是为了展示“这里的世界很精彩”。当然也有彼此有情的一对分别站在两个队伍里互相了望，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随月华流照君。
      我们方队第一排的最左边是一位十班的同学。当队伍左转弯的时候，他在内道应该压住步子踏步，但他总是步子太大脱离队伍，班长教育他很多次也无济于事。后来有人说他心仪的女孩就在一方队，因此他的步子总是特别大。于是当他再脱离队伍，就有同学很不礼貌的冲着他喊“伢狗，上”，他开始还不明白是说他，不过很快明白过来，以后再转弯就和大部队合拍了。

      会操逐渐临近，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都被征用。操场的大喇叭响起，数百人排列在大操场上反复练习，领导看后却总不满意。
      太阳落到了方山后面，天色逐渐昏暗，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一派日暮苍山远的景象。第七套广播体操一共有十节，比以前增加了腰部运动和整理运动两节，而让领导最不满意的是腰部运动。在有的同学特别是一些女生看来，前后扭腰是很不雅的动作，因此她们运动的幅度特别的小。而腰部运动在各节中本来就动作幅度最小，远远看去似乎就在那里左右摇晃。领导不满意，吴天敏老师也很着急，就在女生方队旁边监督，不时的要求同学们的腰前后动起来，但女生们仍然我行我素，吴老师也无可奈何。
      动作不整齐，别主任发火了。他说参观魏书生的学校的时候，根本没人监督，学生们普通的课间操做的都比我们整齐，当时我听了也感到很惭愧。但现在想想，我真的不相信。他的学生素质都那么高？难道都是先当兵后入学的吗？
      当时教导处里有一位李老师，五十多岁，好像以前是教体育的，对同学们特别体贴。每当领导生气，他都在努力的打圆场。现在想起他笑眯眯的神情，还感到很亲切。

      队列广播操比赛终于在内乡高中操场开幕了。当时还没有内乡实验初中，因此参加者除了城镇的四所小学外，就是完中和镇中了。
      镇中的全称是内乡县城关镇初中，但她还有一个很不好听的绰号：夜壶中。就像我国的很多行政机构一样，镇中在数十年的校史上也几经兴废，有一段时间游离于撤销的边缘。大概领导不忍看到一所教书育人的学校就此消失，就想办法把学校改成“业余中学”（中学还有“业余”的，很难想象吧？）虽然后来又恢复了建制，但很多上了年纪的内乡人还习惯叫她“业余中”，更有甚者根据谐音称为“夜壶中”，这也反映了镇中在内乡人心中的地位。我有三个姨都是镇中毕业的，但她们提起镇中，都总是很自然的念叨：夜壶中，敲三声，夜壶老师来念经，夜壶娃儿们跟着哼...
      而当时的招生制度也极度不利于镇中的发展。那时候初中还没有划片，县城小学毕业生参加统一考试，前五百名被完中录取，镇中只能录取其后的三百名学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名考上高中甚至大学的镇中学生都超越了很多完中学生，但这种招生模式也注定了镇中不可能彻底翻身。

      平时内乡高中的操场总是大门紧锁，但遇到这种大型活动还是对外开放的。那天有很多观众观看了我们的表演。崭新的校服，宏大的气势，整齐的动作为我们赢得了满场的好评。我们的方队在跑道上走过时，都可以清楚地听到观众们的啧啧赞叹。
      那天最累的大概是吴天敏和张林泉两位体育老师了。这么多方队需要有统一的号令，他们就拿着扩音器不停的喊“一二一”，到最后能从喇叭里清楚地听到他们都气喘吁吁了。吴老师喊不动了，就喊一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同学们就跟着呼一遍。等“一二一”再次响起，已经是张老师的声音了。
      但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我们最后的名次居然排在镇中之后！让很多观众都大跌眼镜。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知在谁的授意下，完中的师生来了一场“哗变”。就在各个运动队绕场一周退场的时候，完中第一个走上跑道，吴天敏老师笑着小声指使我们赖在跑道上不走了！当时已近中午，在太阳照射下有的同学已经汗流浃背，但大家此时极为齐心，都静静的站在队伍里，八个方阵一字排开，就是不动。
      不知道带队老师怎么与组委会交涉，很快二十分钟过去了，没有新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动的意思。几所小学终于受不了了，三小首先带着队伍从一处草丛里披荆斩棘走了出来，其他几所学校赶紧跟进，一时局面混乱，这应该就是完中带队老师想看到的。
      等他们都乱哄哄的全部退场之后，吴老师要我们“打起精神再走一圈”，这个时候根本不用再鼓动，每个人都精神抖擞的向观众展示了完中的风采。离开会场，就大谈这次比赛中的“猫腻”。

      虽然名次不很好，但作为对这一个多月来艰苦训练的总结，下午还是在操场上开了一个总结大会，感谢这些日子悉心指导我们的消防官兵。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据说上午比赛结束后组委会又给我们学校补发了一个锦旗。而同时完中的符明照校长接到教委通知去参加紧急会议，没能出席我们的总结会。
      当时在我们看来，符校长应该是去接受比赛组委会的解释去了。因为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觉得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教委应该是“伸张正义”的地方，符校长必然能讨来说法。甚至消防队的那位领导在总结发言的时候，也直接说上午的评比不公，那段话的最后两句是：“我就觉得结果一定会有所改变，这不，锦旗又回来了吧？！”
      真不知道消防队的那位队长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作为一名军人，难道他还不清楚这种“下克上”的严重后果？！何况那时正是敏感的时候，数百名学生聚在广场示威，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呀！出了问题谁担待得起？现在回头看来，符校长在教委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九成是受批评，做检查去了。可笑的我们还在另一个会场上沾沾自喜。
      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消防官兵列队离场。领导也赶紧拿出送给“班长”们的礼物，用红纸包着，同学们自然的觉得这都是“红包”，里面包着的应该是钱，真不知道那时候的思想怎么会那样腐败。其实从体积形状看来，每位战士的礼物就是一个笔记本。（不要误会呀，那年头世界上可能还没有笔记本电脑呢！）
      队列比赛事件就此结束，以后体育老师们甚至再没提起过，估计是符校长回来后对他们也进行了一通政治教育。当然，完中更重要的事情是学习，还要开会，不过会议的内容迥乎不同。

      期中考试前，全校师生又在文庙大殿前开始一次会，学校宣布了计算考试成绩的新方法，也就是让我恨之刺骨的“折分”制度。
      我们初中一年级共有七门主科，分别是语文，代数，英语，地理，历史，政治，生物。到了二年级还有几何和物理，三年级则再加上化学。以前各门功课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满分都是一百分。但现在学校规定，以后的各科考试成绩都必须乘一个加权系数，也就是说，有的分数“值钱”，有的分数“不值钱”。加权系数分别为：
      语文，政治，英语100%，
      代数，物理60%，
      几何，化学40%，
      地理，历史，生物30%。
      真感觉这种制度是针对我来的。我学的最差的是政治，这学期开始英语也不行了，可偏偏每一分都那么值钱。我的地理，历史通常都能考90分以上，现在却只剩下20多分。真要命！在整个初中阶段，我的成绩都没达到过班级前五名。有和我同届的同学看了我的帖子，很奇怪的问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其实这很正常，我一直是那个“差班”里最普通的一个。
   

      期中考试我是班级第六名，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名次了。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成绩还不错（82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班的英语成绩都很差，我的英语并没落下多少分。居榜首的仍然是冯书杰，前面除了冯书杰，马瑞恒外，还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三丽”。
      马瑞恒的父亲是内乡高中的马中堂主任，可以说是家学渊源。同学们有时候叫他“恒子”，但更多的时候叫他“大哈”。据说这是他在小学的时候一次作业不认真，老师给他取的绰号。其实马瑞恒平时学习非常认真刻苦，他的成绩也一直居高不下，初中毕业后顺利进入内乡高中，后考取了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现在在北京工作。前些天在同学录上看到他的照片，抱着大儿子，幸福非凡。
      总和马瑞恒结伴而行的是一个长得挺白净的小伙子，那是七班的陈小铮。陈小铮的父亲是高中数学老师，他和马瑞恒从一个院子里长大，感情很好。陈小铮特别嗜好看书，据说他小学时曾边走路边看书，不小心撞到了树上，头上撞了一个很大的血包，因此他的外号就是“血包”。我们熟稔了之后，我见到陈小铮总很自然的喊“血包”或“包”，毕竟这比喊三个字的名字省事多了。

      而在我们班，最具特色的绰号也许要数“三精”王景伟了。
      河南话的平上去入和普通话的一二三四声有一定的区别，而内乡话更有自己的特点。由于内乡话和普通话的音调有很大不同，因此小学生在学习拼音的时候也大都注重声母韵母，而难以掌握每个字的声调。如果忽略声调的不同，则“王景伟”和“汪精卫”完全相同。这使得以后上历史课，老师只要一提到“卖国大贼汪精卫”，同学们便笑不可遏。王景伟也在笑，不过总是捂起自己的脸，颇有“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意味。
      “三精”这个绰号是王景伟从小学带来的，但我估计也逃脱不了汪精卫的干系。大概“王”字加上三就是“汪”，“三精”就是“汪精”。王景伟在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成绩都在中游，但初三后来居上考入了内乡高中。“三精”伴随了他整个初中时代，估计在高中也会时常被人叫起。
      其实用内乡话来区分，“汪精卫”和“王景伟”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内乡话区分尖音，“精”和“景”在内乡话里的声母并不相同。这种区分也使得外地人几乎无法学会纯正的内乡话。

      我国的地名翻译成英语，一般用其汉语拼音。但也许有人会注意到青岛啤酒的英译不是“qingdao beer”而是“tsingdao beer”。因为汉语拼音中的“j,q,x”在英语音标中没有对应的发音，当其后面跟a,u型韵母时，变化成“zh,ch,sh”的发音，如January, teacher,sheep;而后面跟i型韵母时，则变化成“z,c,s”的发音,如zing,facing,sing。
      普通话不区分尖音，这使英语中的sing的发音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音节，一般用“xing”来代替。而内乡话能清楚的区分这种不同。因此内乡话比普通话多二十四个音节，分别是：
      zian,cian,sian;
      ziao,ciao,siao;
      ziang,ciang,siang;
      zi,ci,si;(注意：不同于现行汉语拼音中的整体认读读法）
      ziu,ciu,siu;
      zin,cin,sin;
      zie,cie,sie;
      zing,cing,sing;
      以jian--zian为例，在普通话中，“剑”和“箭”都发“jian”的音，但在内乡话中，“剑”的发音和普通话一样，为“jian”，这样的字还有“见，间，建，件，减”等等;而“箭”的发音为“zian”，发这个音的字还有“尖，溅，荐，践”等等。而每个字属于哪一种发音方法，是由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完全确定的。如果混淆其中的差别，在内乡人看来就是发音错误了。
      在讲普通话的人看来，似乎内乡话无谓的把一种发音分为两类，平添了很多麻烦。但站在内乡人的立场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音，只是讲普通话的人分不出这两种发音的区别，就像很多南方人不能区分平舌音和卷舌音（如z和zh）,某些地区的人不能区分前鼻音和后鼻音（如in和ing)一样，是一种发音方面的缺陷。

      当然，在普通话已经普及很多年的今天，内乡人也从广播，电视上无数次收听没有尖音的普通话，也逐渐认同了这种不说尖音的语言习惯。而且在心底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式：能说尖音必然区分尖音;不会区分尖音则必不能说尖音。如果有人能发尖音却自己不能区分，那就要被人嘲笑了。杨静不幸就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
      杨静是数学课代表张艳的同桌，是二胶厂人。二胶厂即化工部第二胶片厂，也是著名的“乐凯”胶卷的产地。在“备战备荒”的年代里，很多大型工厂来到了“三线”，二胶厂也因此来到了内乡县板厂乡的一个深山沟里。板厂是距内乡县离县城最远的一个乡，深入伏牛山腹地，从隐蔽的角度来说是很不错的，但那里太偏僻，交通，商业，教育等方面都比较落后，因此二胶厂的子女通常都在县城读中学。
      很多三线厂的职工都来自全国各地，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他们一般以普通话为日常语言，因此杨静基本上是讲普通话的。但杨静的祖籍却又是内乡，她父亲也是内乡初中的老校友，内乡话说的很纯正。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杨静能发尖音，却又不能完全区分，这就难免被人讥笑了。
      如果有的字应该发尖音而没有发，大家会认为这是普通话的发音，不会说什么。比如“新鲜”一词，在内乡话中应该是“sin sian”，但如果按普通话说成“xin xian”，大家都可以容忍。问题是本来不是尖音却尖读了，那就成笑话了。那学期我们数学课学习“角的认识”，这个“角”字是不应尖读的，和普通话发音相同。可杨静却总说成“ziao”。这种情况老师能容忍，同学们却不会放过。
      如果在课间，听到教室后面有人在怪声怪气的说：“ziao ABC”，那一定是有人在和杨静拿发音说事了。好在杨静从不为这个生气，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对方，眼睛眯成一条缝。杨静长得很胖，一方面是那时候二胶厂的生活水平要比我们高得多，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她心宽体胖吧？

      花花牛应该和我是同届的，这些同学你也都记得很清楚。
      真没想到陈丽漾竟然去了，已经有十年了吧！
      世事茫茫皆难料...

      为了让大家在期中考试结束后放松一下，完中举行了春季田径运动会。
      运动会当然在操场上举行，分为田赛和径赛，田赛有分为跳部和投部，也就是说一共有跑，跳，投三大竞赛项目。吴天敏老师是整个比赛的副总裁判长，兼任田赛的总裁判长、跳部的裁判长，最后还得担任跳高的“执行裁判”。
      运动员则分成三个年级组分别竞争，每组取前三名分别得4分，2分和1分。最后各班的分数相加，排出班级的名次。我们班男生实力很强，但女生太少没有竞争力，因此班级总名次并不靠前。
      最有把握拿分的是杨运龙的铅球和垒球。杨运龙的臂力很强，投掷技术也运用得当，这次代表我们班出战，垒球不负众望拿了第一名。而铅球则有些麻烦，他的第三投投出了11.6米，本应是比赛中的最好成绩，但在球出手后他的右腿向前跨了一小步踩到了线上，成绩被判无效。幸好第一投的成绩仍然占据了第二名，两项一共拿到了6分。
      体育比赛的流程一般都充分考虑到了运动员的兼项情况，一般类似的项目会在时间拉开，以利于运动员的体能恢复。比如铅球和垒球，800米和 1000米，分别会在两天分别举行。但对于一些“非常规”的兼项，就无法照顾了。我们班女生太少，一些身体条件好的女生都尽量兼项比赛，郭慧就报了铅球和跳远，谁知她正在那边投掷铅球，跳部这边已经点到了她的名字。我们赶紧向裁判员解释，那次跳部的裁判恰好就是英语刘文君老师。刘老师听了这种情况，就说：那按弃权处理！我们一听就急了，争辩道：凭什么算弃权？！几个人上前纠缠一通，郭慧已经投完铅球跑过来了，匆忙上跑道跳远。她那次好像没能拿到分数，也许与赛程不利有关。

      运动会的新闻发布处设在操场北端的观礼台上。观礼台的地基就有一人多高，穹顶则比得上三层楼房，站在里面显得又大又空旷。这个观礼台应该是内乡初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可惜今年春节回家，发现观礼台竟然已经被拆毁了！校园建设日新月异，却同时让我们失去一个个的旧梦。
      新闻发布处的负责人是张灵华老师。她带领几个学生不停的通过大喇叭发布比赛通知，宣布比赛成绩，同时也播诵各班送来的新闻稿件。这些稿件一般都是祝贺某同学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其实也就是吹吹自己的同学。我也写了一小段送去，没想到张老师看后很不满意，认为我写的新闻稿没有文才。她在那里给我上了一节体育通讯写作课，讲了通讯稿件应注意的事项，最后她说：稿件的开头最好能用警示性语句，比如“光荣的花环，通常用荆棘编成...”
      把稿件拿回来重新修改一遍，我却仍然没有把握过张老师这一关。听听别的班正在播诵的稿件，写的还不如我呢！真是郁闷。到了下午，我发现观礼台上只有两个同学在读稿件，而张老师却不在，就赶紧过去把稿件交给那两个同学。过一会果然就听到大喇叭喊：下面播诵一（6）班来稿...

      另一个被寄以厚望的项目是王恒的跳高。王恒的原地跳高能力很强，教室的窗台他通常一个旱地拔葱就上去了。但由于没受过系统训练，加上助跑后他反倒不会跳了。跳高的器械就是两个铁支架上放着一根竹竿，如果高度达不到竹竿会掉下来。在155cm高度的时候，三班的一位同学碰到了竹竿，但竹竿晃了晃没有掉。同学们都大喊“碰到竿了――”，三班的同学争辩说：“没掉下来呀！”大家都看着裁判吴老师等待判决，可吴老师只是笑而不言不置可否。等高度升到160cm，王恒也碰到了竿但没有掉，这下我们班的同学都变成了“碰竿不掉算过论”的支持者。看来人的立场是很容易改变的，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
      但据说内乡初中跳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年前内乡初中有一位跳高精英，曾在南阳地区的的初中生跳高比赛中拿过冠军，也刷新了学校的记录，只是现在已经毕业了，现在的选手们的成绩都和他相差很远。有趣的是，这位已经毕业了的纪录保持者也来到了运动会现场，在比赛间隙为观众做了表演跳，他那鹰击长空的动作被照相机抓拍下来，并作为“运动员风采展示”出现在学校的橱窗里。
      看来完中也造假，不过能把真人找来拍照而不用旧照片，这是很低级的造假，比起中央电视台就差远了。有一年春节前夕，电视台到我一个朋友家录制其乐融融的包饺子场面，他通知我们一定要看新闻联播，结果望穿秋水也没看到。想不到两年后的春节竟意外的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这一段录像。真不知道我们平时看到的“新闻”是多少年以前的存货。那位朋友其时已经搬家，看到这段新闻也马上在电视中怀念自己的旧居。
      运动会的最后一项1500米长跑，代表我们班参加的是别红岩。别红岩是体育生，和我同来自三小。他竭尽全力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第一名竟然仍是十班的石小龙，那时候感觉他每次出现都石破天惊。

      八十年代的中小学生大多都有一个笔记本，这就是语文老师要求的“好词好句摘抄本”，其目的是积累词汇，为写作文准备素材。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也很难看到现在这么多的报章杂志，因此看到一些很喜欢的文字总有抄下来的冲动。当然不仅限于词句，可能有喜欢的名人箴言，最新的流行歌曲歌词，或者一些有趣的 “段子”。
      一次上英语课，刘文君老师发现有一位同学一直在抄写什么东西，就走下讲台把那位同学的本子拿起来，看了半天，疑惑的说：这是什么？星期一：《走向深渊》...
      同学们顿时哈哈大笑。这是我小学时就耳熟能详的一个段子，用七部电影的名字，来描述一个学生从星期一到星期日的心灵感受，可能大多数同学都读过，但拿到老师手里由老师的口读出来，则是第一次见到。大家都饶有兴趣的看着刘老师，等他继续读下去。
      刘老师继续念到：星期二：《路漫漫》;星期三：《夜茫茫》...
      同学们又是一阵哄笑。看来大家认真倾听的样子感染了刘老师，大概他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同学们都没见过吧？就尽量有滋有味的读给大家听。其实刘老师也挺有表演天赋的，但也许他只学习过汉语表演。
      我们就像听戏文一样等待刘老师继续念下去。中国人有听老戏的传统，票友们早已把戏文熟记心底，却等待着名角一字一句的唱出，在心底激荡共鸣。据说这个习惯使追求新鲜刺激的老外颇为不解，但看来这是中国人的心里习惯。果然刘老师继续读出：星期四：《突破黎明的黑暗》，星期五：《归心似箭》。
      当时每周还需要上六天课，因此星期五有归心却还不能归。
      星期六：《虎口脱险》。说到这里，刘老师怕我们听不懂，特意解释了一句：作业没完成，老师不让走，偷跑了，所以是“虎口脱险”。这一下子可把同学们笑翻了,刘老师的解释真精彩呀！
      最后是：星期天：《快乐的单身汉》。
      大家乐够了，刘老师把本子还给了那位同学。我们都以为他要没收的。当时太小，如果是现在，我可能会在本子上写到：Monday:，看刘老师会有什么反应。

      这学期的地理老师仍然是杨文涛老师，他还保持着上学期的谦逊和温和。
      在讲南沙群岛的时候，他先给我们描述了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的热带景象，然后加了两句：74年的时候和越南打了一仗，把西沙群岛算夺回来了。南沙上的国家就多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都在一些岛屿上有驻军...
      什么？！同学们听到这里大吃一惊，真想不到居然还有人敢占据我国的领土。上历史课的时候比照唐元版图，觉得我国领土已经萎缩了不少，如今还有人赶来侵占，真是无法无天了！
      下课后我去找杨老师仔细询问此事，没想到杨老师来个翻脸不认账。问起南沙群岛的驻军，他的回答翻来覆去只有一句：那不成侵占我国领土了吗？我说：你上课时不讲过这里有外国驻军吗？杨老师还是那句：那不成侵占我国领土了嘛？！
      其实他并没有否认南沙有外国驻军，也没有否认他上课讲的话，但此时却一句也不愿多说，只是故意给我一种错觉，认为他不再承认上课时讲的话。我就上当了。杨老师是89年的毕业生，也许在心底比常人多了一根弦，政治的弦。
      可气的是，我们小学课本上却有“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的话。“多民族”没错，只是不知道那个“统一”怎么解释。海峡两岸这种情形能算“统一”吗？

      最能闹的，还是音乐课。
      音乐课一般会有一半时间学习教材上的歌曲，另一半时间则会学习当前的流行歌曲。小学时每当学习流行歌曲，老师总会让同学们抄下歌词，而初中就不用了，基本大家跟着老师就能唱下来。那一段电视台正热播电视剧《渴望》，李先妞老师教我们唱“东边有山”那首插曲。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所以学习之前根本不会唱，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班的同学都不能唱。
      学完前四句，李老师照例让我们连起来唱一遍。“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是车，后面是辙。”唱完李老师的风琴伴奏就停下来了，但歌声却并没有停下，后面传来了高亢的歌声：“不管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
      李老师吃惊看着同学们，然后站起来挥手让停下来，可有人根本不听，歌声还在顽强的延续着，一些本来已经停下来的同学，也跟着歌声走了下去。李老师离开座位，撅着嘴，无奈的看着这群不听话的学生。
      我没有唱，因为我既不知道歌词也不会曲调，只能回过头去看同学们的表演。没有人挤眉弄眼，会唱的同学都神色安详的往下唱，似乎自己不是在恶作剧，而是按老师的指令完成合唱。这才是捣乱的最高境界，已经把捣乱当成了正常程序。从我的位置往后看正对着许书心，他稳稳的坐着一动不动，眼睛似笑非笑，嘴巴可一刻也没停下来。
      终于到了“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每一个脚窝一支歌”，歌声停了下来，李老师的气似乎也生完了。她指责了几句大家“很多地方唱的不对”，然后回到风琴前继续教歌。而同学们也不再胡闹，认真的学完了这首歌。

      李老师还担任四班的班主任呢！按她这样的性格，能管住学生们吗？四班岂不成了无拘无束的花果山了？！其实学校早考虑到这一点了，也有相应的对策。
      马浩在四班，刚开学没高兴多久，就闷闷不乐起来，原来他们的数学老师换成了苗头。再过几天，马浩哭丧着脸说，苗头准备把他们带到三年级。
      “苗头”就是苗校长，其实当时符头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苗头只是常务副校长，但在每位师生的心目中，一般的事情符校长不管，大家最怕的还是苗头。苗校长中等身材，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头白发。头发虽然已经全白，但仍然根根直立，迸发无穷的力量。
      苗校长身上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威严。平日的活动集会，只要苗头出现，附近马上会安静起来。我上初中三年，从来没有见过苗头发火生气，但肯定每个人都怕他生气。苗校长平时的行政工作很忙，这次出任一四班的数学老师，大概也是考虑到需要协助班主任李老师抓班级纪律吧？这种措施无疑是成功的，苗头虽然带四班不到一年，但四班已经用学习成绩报答了他的苦心。
      苗校长平时很忙，总是一幅风尘仆仆的样子。三年后我们这一届上高中，寒假得到的第一个令然震惊的消息竟然是苗校长去世了！追思起威严而来去匆匆的苗校长，他那满头倔犟的白发里藏着多少艰辛？他那繁忙的身躯是否早已疾病缠身？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培育了无数桃李，我们是他送走的最后一批学生了，而我们却没能回来送他一程。
      每次翻看初中的照片，总会想起苗头。威严，勤勉，他就是八十年代内乡初中的象征。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我们班的篮球队刚出去没多久，就有人带回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杨运龙腿部骨折了！
      完中的操场都是泥地或草坪，没有水泥地面，平时摔倒是不容易受伤的。但杨运龙不是摔伤，而是被砸伤。什么东西砸的？篮球架。一马平川的操场上，比人还高的也只有那几个篮球架了，而恰恰是一个篮球架倒下来了。
      篮球是一项很激烈的运动，特别是篮板下面，冲撞剧烈。为了避免运动员撞上篮球架受伤，篮球架必须有一定的倾斜。而倾斜就造成了不稳定，标准的篮球架底座质量应该很大，保证其不会倾倒。而为了经济期间，大多数的篮球架底座不会做的很重，完中的球架就是这样。补救的办法在底座上压上了石条，维持着一种不很稳定的平衡。
      这种平衡一般也不容易被打破，但这一天显然很不走运，投篮的时候篮球竟然夹在篮筐和篮板之间，不下来了。如果大家有扣篮的身高，一个起跳就能把篮球拍下来。但同学们想的是另一种办法：爬上篮球架够篮球。两三个小伙子往上一吊，大石条压不住了，篮球架向前扑倒。杨运龙正在篮下，据说他只来得及把身后的人推开，而他却来不及再跑开，篮板压上了他的右腿，小腿骨折。
      骨折当然要送医院治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们班主任却很头疼，一方面她失去了一个班长，另一方面，总有大个子为照顾杨运龙而逃课，也够麻烦的。
   

      从杨运龙受伤起，一些同学就排班轮流照顾杨运龙。主要有姚万瑞，彭红彬，王林涛，周晓宇等人。杨运龙家住四小附近，和完中恰好是大掉角。同学们去看望他一次，回来总要迟到，唐老师为此很头疼。一周后的一天开班委会，唐老师说要在晚自习上宣布：以后不准旷课去看望杨运龙。
      我一听，这个命令可真及时，这些天我还没去过呢！他家太远，而我还不敢骑自行车上街，因此我和王恒商量：就今天晚上吧，咱们赶紧去，到明天就不让去了。
      那是我学生生涯里第一次逃课，没有任何理由就跑了。在杨运龙家里，他向我详细的介绍了那天受伤的经过，以及打上石膏后伤口愈合的情况。看来这些内容他已经讲过多次。一会儿就见到又有同学来了，带着一个大西瓜，大快朵颐。
      英语刘文君老师大概还把我们当成小孩子。见杨运龙不在班里，他就想把养育弄树立成反面典型。一次英语课上，刘老师说：杨运龙腿砸断了，他父亲也不让他住院，现在就一个人在家里呆着。言外之意大概是说：千万不要向杨运龙学习呀！你看他现在的境况多惨！
      也许我们班有人没有医学常识，还不懂骨折后打上石膏只需要静养就行了，但每个人肯定都知道杨运龙在家有同学们轮流陪伴，绝对不会“一个人在家呆着”。因此刘老师那段悲天悯人的话立刻成为笑柄。而这段话传到杨运龙耳朵里，杨运龙当然很不高兴，曾说：我骨折了他就这样笑我？！等我好了，我让他儿子也常常这种滋味。
      好在杨运龙只是说说而已。刘老师的儿子刘刚和我们同届，此后并没有遇到过什么意外事故。

      中国最大的姓是张王李，而据说重复率最高的名字是张勇和李兵。特别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卫东”，“建国”少了，“刚强勇敢”这些“响亮”的名字多起来。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差不多每个学校都会有一名或几名“张勇”。我们那届就不止一个，一个在９班，一个在我们班。但我们班的张勇名气更大，主要是因为他的绰号。
      也许带有偏见，我总觉得叫“张勇”的孩子大都很调皮。其实名字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因为名字大多是父母给取的，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着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总和父母的价值观一致，就体现在平时的教育引导上了。孩子名叫“文豪”，父母可能会在孩子在遇到争执的时候，教育孩子退让一点，回家后在读书上下功夫;而孩子叫“兵勇”的，父母更希望他要强些，鼓励孩子挑战规则。
      张勇没有辜负长辈对他的期待，平时说话做事很是强势。他说他上一小的时候，课间大闹教室，班里四排桌子被他推倒两排。想象那书本满地一片狼藉的景象，估计敏感的人一看都怀疑要地震了。平时聊天，张勇也是有理讲理无理强三分，极为惫赖。可惜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次他遇到了王仕文。
      有一次，王仕文挑衅张勇：“你爸爸有几个头？！”张勇当然不甘示弱，回敬道：“你爸爸俩头！”王仕文马上不遗余力的在班级大肆宣扬，张勇的父亲两个头。结果让张勇很受伤，“俩头”成了张勇的绰号，班里不管男女都这么叫，张勇也从反抗到屈服，承认了这个独特的绰号。
      我相信六班的老同学，也许有人已经难以想起张勇这个名字，但提起“俩头”，一定会回忆起他歪着头，斜着眼，嘴里滔滔不绝的形象。

      初中生斗嘴很有趣，并不是看谁理由充足，而是看谁说话快，看谁脸皮厚。这一点王仕文可不遑多让。整蛊人也有一套，还总能让人发现不了。一般来说老师对这种学生最头疼，但有的老师却有办法。
      一次生物课，王凤敏老师走进教室，大概觉得教师有些异样，具体是哪儿不对却看不出来。骚乱的中心是王仕文，大概是王仕文又在耍什么花招。王老师马上说：王仕文，你站到教室后面去。王仕文很是不解，站起来说：我没有坏呀！王老师很平静的说：我知道你没坏，不过，你还是站后面去吧。王仕文不满又无奈的拿起书站到了教室后面。这才开始上课。
      当然不是每位老师都有这样明察秋毫的能力。话说过来，即使某位老师发现了骚乱的根源，没有真凭实据敢让一名学生站教室后面吗？王老师在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因此她带的十班活而不乱。
      据说十班的同学经常和王老师谈心，主要内容是抱怨现行的考试制度不公平，一张考卷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让很多多才多艺的同学无法展示自己的能力。王老师也无奈的说：但现在除了考试，没有更好的办法呀！有的同学提出上大学应看学生平时的综合能力，由老师推荐。几年以后我就明白，考试是所有的不公平的选拔方法中最公平的一种。如果老师有权利推荐学生上大学，其弊端难以估量。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没有考试，因此需要平时成绩，而我的老师给我填的平时成绩实在高的让我惭愧。不知这在我国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从1983年开始播放《射雕英雄传》起，大陆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潮，在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达到顶峰。中学校园里也有大批的武侠迷，不少人对金庸
      古龙崇拜的五体投地，说起东邪西毒如数家珍。崇拜之后是模仿，于是有不少人也开始写武侠。可惜那时候没有网络，能流传下来的作品极少。
      我们班的写手大概有靳东浩，李远，刘生晓等几家。靳东浩写完后首先要让他哥给修改，因此文笔更加流畅些。只是大家写的故事情节都大同小异，不外乎一个少年经历种种奇遇，在腥风血雨中成长为武林高手。每个主人公身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然后再给予完美化。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背景，很难像金庸一样找一个历史的挂钉，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虚构的王国，甚至还有作者给自己王国设计了地图。当然故事情节里不会缺少东×西×等要素，模仿的痕迹很浓，武当少林这些门派也会不时出现。比较有特点的是李远写的《阴间大混战》，很能代表我们当时的认知水平。
      小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已经走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在阴间，又是什么样呢？

      阴间的皇帝还是阎王爷，但部下却分成两派，分别以左丞相毛泽 东和右丞相蒋介石为首。毛的部下是各个武侠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当然都是作者读过的小说，包括郭靖，杨过，乔峰，令狐冲，陈家洛，燕南天等，大概觉得队伍还不够壮大，就加入了岳飞，林则徐，洪秀全等历史人物。其实林则徐和洪秀全同时代，一个是清朝官吏，一个是天朝皇帝，绝对水火不容。但既然在我们的历史书上都是正面人物，在阴间就到同一条战线上了。蒋介石领导的当然全是反派人物了，从欧阳锋，裘千仞，杨康，岳不群，张召重，江别鹤到金兀术，汪精卫一应俱全。幸好小说里没有外国人，否则日本鬼子就应该受蒋介石的领导了。
      既然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免不了“关公战秦琼”的事情。其实各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到底谁厉害，一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作者在这里采取了古龙小说里常用的“后出为强”的办法，即先出场的人物武功较低而后出场的大侠武功较高。陈家洛战胜了张召重，但不是欧阳锋的对手;郭靖赶来打败欧阳锋，但打不过金兀术;岳飞一出场，金兀术马上不敌，但岳飞不敌江别鹤;这时候燕南天出现，江别鹤闻风而逃......每部书中的人物都是成对出现，但共同的特点是邪不压正。
      可惜的是，李远的这部小说很可能没有保存下来。我总觉得这是一部很经典的小说，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学生之手，有很深远的意义。
      小说体现了我国脸谱化历史教育的巨大成果。其实不仅是历史书，从电影电视剧到小说故事，每种文学作品的构成手法无一例外的是“制造矛盾冲突”，而制造冲突的方法则普遍是把出场人物分成敌我两个阵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清王朝和英帝国都是敌人，所以洪秀全和林则徐站到了一个阵营里。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制衡的思想。毛和蒋分别统帅着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居然都在阎王殿同朝为臣，这与某些政治势力的博弈何等相似！李远曾当我们的班长，他在班级的管理中是否也用到了这种权利制衡？
      这部小说并不长，但在我们班曾风靡一时。虽然大家也提出不少问题，比如这些人本来已经死了，如果再“被杀”是否能活过来？也有人指出江别鹤功夫练成后，燕南天其实已经不是对手。但这些疑问都掩盖不了小说的光辉成就。

      一个班里出现两人同姓同名的情况并不鲜见，但象两个王攀峰那样从小学一同走到高中的却不多。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在完中都和我不同班，一个在五班，一个在七班，是我的左邻右舍。
      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一：同名同姓。第二：同庚。都生于1977丁巳年。第三：同籍。当然大家都是内乡人，但他们俩都住在城镇北菜园，距离很近。第四：同届。他俩一起在三小读小学，五年级时同班。后来一起升入完中，一起考入高中少年班。第五：学习成绩同等优异，都应届考入名牌大学。
      有时候为了区分同名的同学，老师会在他们名字前面加上（大）或（小）。但如果这样区分王攀峰，连我们这群好哥们儿有时也会弄错。因为七班的王攀峰年龄略大几个月，身材玉树临风;五班的王攀峰小几个月，却长得高大魁梧。很多同学根据体型来叫他们“大攀”、“小攀”，和我们根据年龄来分辨的结果正好相反。因此十多年来也没有人能确定谁是大攀谁是小攀。
      其实象我和马涛这样的铁哥们，提到他们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分辨方法。那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为了分清楚他俩的卷子和作业，特别在班里规定，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写成“王攀峰”和“王攀锋”――用feng字的不同偏旁以示区别。这样确实一目了然了，但喊出来却仍然容易混淆。后来数学老师点他们名字的时候，曾喊做“王攀山峰”和“王攀金锋”。大家在课堂上忍者笑，下课后就省略相同部分，分别叫他们“蹒跚”和“筋”。后来蹒跚在七班，筋在五班，当然在完中就很少有人这样叫了。
      其实五年级的班主任有些偏袒蹒跚。因为“攀峰”的本意是攀登高峰，当然是“山峰”了，改成“攀锋”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蹒跚的妈妈是三小的老师，也许正因此他才得到了这样的隐性照顾。但不管怎么说，“蹒跚”和“筋”这两个绰号都极度名不符实。王攀峰平时走路轻盈潇洒，估计到八十岁也不会步履蹒跚。而“筋”在内乡话里有做事教条，不爽快的意思，但王攀锋却头脑灵活，待人也极为豪爽。

      和我们班来往最多的，当然是五班和七班。七班学习成绩好，在我们眼中都是阳春白雪;而五班则大多是难兄难弟了。王攀锋，李彦龙和我同来自三小当然很熟悉，还有李成起，苏振华，宋阳，袁阳等等。
      苏振华和那位开国将军同名，他本人也高大魁梧，很有领导派头，可惜生不逢时，在和平年代里没有用武之地。宋阳和袁阳都个头不高，在一起被人称为 “山羊绵羊，羯子水羊”，他们也不生气。袁阳很有文艺细胞，中小学的文体委员一般是女生担任，但在五班却是袁阳当仁不让。遇到学校里组织歌咏比赛上，袁阳就会身着燕尾服，手拿指挥棒，展示他的音乐天赋。
      谢菊花说话慢悠悠的，不幸成为一些同学的取笑对象。王肖戈就爱逗谢菊花说话。开始总是谢菊花不理他，他就不停的在旁边念叨，谢菊花终于着急了，就说“唉――，我―招――你了？”王肖戈就哈哈大笑，说谢菊花说话真好听。
      五班的美女除马晓玉外，还有符君，可我开始一直不认识她。有一次我家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老太太，和我奶奶聊得很投机。她说她孙女也在完中上学，还和我一届。我赶紧问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符君。我以前确有一位同学叫符军，但那是一位男生。符奶奶给我说了半天，才明白是鸡对鸭讲。长大后符君嫁给了宋阳，摆脱不了早恋的嫌疑。同时也应了一句老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我们班的女生太少，似乎还没有成对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心里都是一片净土。
      天气逐渐热起来，不少女同学都穿上了漂亮的连衣裙，乱花渐欲迷人眼。午间自习时候，我的钢笔稳稳当当的放在桌子上，李权的胳膊肘慢慢的蹭过来，把我的笔蹭到了地上。我以为他不小心，就没说什么自己把笔捡了起来。没想到没过一分钟，李权的胳膊肘又过来了。我看他是有意找事，就问：“你碰我笔干什么？”没想到李权理直气壮地说：“笔掉到地上还不好吗？”还做了一个鬼脸。我把笔收起来，李权还在说我笨。好半天我才明白过来，这群不良少年呀！
      比起李权的偷偷摸摸，靳东浩就算明目张胆地骚扰了。由于天热，很多女孩都买了纸扇，平时很是爱惜。靳东浩把谢晓薇的扇子借了过来，拿起墨笔就在上面乱画几笔。我想这可怎么还呀！靳东浩说：没事。然后合上扇子走到谢晓薇面前，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我玷污了你...”谢晓薇顿时满脸通红，正待发作，靳东浩接着说“...的...扇子。”并把扇子打开露出乱画的痕迹。谢晓薇一怔，送了一口气，也不再追究画扇的责任了。

      不知道现在内乡的第一高楼有多高，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称号属于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在建成初期就是内乡县城标志性建筑之一，白色的楼体显得很气派，县里也常在这里组织一些体育比赛，因此有一段时间人气很高。但俱乐部里除了院子里的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个篮球场外，室内设施是不常对外开放的。不过我们这群小孩还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顶层的露台。
      工人俱乐部的顶层，有一个很大的露台。站在这里可以鸟瞰整个县城，我才发现原来内乡县的南大街北大街也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东边可以远眺白练一样的七里河，北面则是一大片仓库的红瓦屋顶，那是直属库。
      从楼梯到露台之间有一个铁门，平时这个铁门是上锁的。但这难不倒我们，我通常会站在栏杆上，从铁门的旁边攀上露台，这时候两只手要抓牢，身体下面则是悬空。每次通过，我都要回身看看刚才通过的地方，旁边三层楼顶“工商银行”的标志显得那么小...
      那年全县篮球比赛，完中代表队和内乡化肥厂代表队进入了决赛，晚上全校放假让大家去为学校加油助威。化肥厂队有一个队员应该是从专业队下来的（也许是借来的外援）技术非常好，但其余四个人却不能和他形成有效的配合。我们学校上的是吴天敏，张林泉，齐荣克，褚东方等几位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三个裁判，平时觉得我们体育老师身体也够强壮的，但和他们一比，就显得太苗条了。还有就是裁判吹了犯规，犯规队员必须自己举手“认领”，我们几位老师配合默契，犯规都很平均，而化肥厂那位专业队员则早早的陷入了犯规危机，比赛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文庙大殿和教学楼中间，原来还有一排土房，那应该是很古老的建筑了，曾经是完中的图书馆和食堂。教学楼彻底完工后，这一排房子就显得不太协调了。很快推倒，美化路面，完中校园登时宽敞起来了。
      和老房子同时倒下的还有很多棵树。中国人有在房前屋后栽树的习惯，这些树很像是房屋的附属品，房子倒了，树木也难逃被删刈的命运。但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它们活得不够长久。因为最古老的一棵槐树还是被保存下来，就在大殿后面，枯皱的树皮似乎在诉说着无尽的沧桑。槐树下面还有一块很大的“镇石”，连同文庙，形成了一个幻境般的小世界。远看去像是来自古代的使者，艰难又倨傲的坚守着自己的领地。
      但这种超现实的幻境很快就被破坏了。不久后的一天，几名工人来到文庙的墙壁旁边，剥去一片红墙，嵌上一块“省级文物保护”的标志。就在他们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忍不住走过去对他们说：你们这明明是破坏文物嘛！几名工人对着我笑了笑。夕阳下，工人，“文物保护”标志，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有一天，靳东浩突然问我：咱们班长得最漂亮的男生是谁？
      这可是一道难题。平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好兄弟，哪还注意谁俊谁丑？我转过身端详大家，说道高大魁梧，后面几排有很多大个子。但这个问题很蹊跷，不是说帅气，而是说漂亮。似乎应该从小个子中找。嗯，耿兵不错，就是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杨少耕白白净净，但似乎他和靳东浩关系不太好;难道... 难道靳东浩这个家伙如此自恋？靳东浩一看我盯着他，马上辩解说不是他自己。那是谁呀？是孙强。
      按靳东浩的说法，上学期我们分班之前，孙强就是原七班有名的漂亮小伙子。这里不说“帅哥”而说“漂亮小伙”，是因为帅有很多种，而漂亮只有一种。的确，孙强的浓眉大眼，脸庞白里透红，五官分布最应该用“漂亮”来形容。
      后来才知道，孙强不是内乡人。他家在新疆，他应该有部分维族血统。长期以来，西部的教育水平不如内地，高考分数也差了很多，这也是这些年“高考移民”的由来。但象孙强这样则属于“反向短期移民”，即边疆省份的学生保留原来的户口学籍，来内地念书。到高中毕业时再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就有很大的优势。孙强的一个姨家在内乡，他就住在姨家。更有甚者，他本来姓李名叫李强，在内乡学习期间则用姨父的姓。
      孙强初中没念完就回新疆去了。不知道几年内乡生活是否为他以后的学习建立了优势。现在的孙强在做什么呢？你在“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锅炉吃西瓜”吗？

      至于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好象一直没有评过，但我认为非王晓燕莫属。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惯例，我觉得中学的语文课代表一般会由一个比较漂亮的女生担任。似乎这样更能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美和宽容，就像身着“青花瓷”套装的奥运礼仪小姐，能带来一种优雅的意象。王晓燕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她恬静而甜美，总是一副从容不迫的微笑。
      王晓燕的性格很不张扬，但有一次她让大家领会到她烘托气氛的能力。那是一个课间，张红专和马瑞恒在桌子上扳手腕。张红专和马瑞恒都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这本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但王晓燕却在旁大声为他们加油鼓劲，还不停的鼓掌，于是全班的同学都开始注视这场角力。组后马瑞恒劲高一筹赢下了这次较量，王晓燕还兴奋了好久。
      马瑞恒长着高高的个子，学习刻苦且成绩优异，是“好学生”的典型形象。在初中阶段，相信很多男女同学都是互相欣赏的，但这种情愫大多都停留在欣赏阶段而没有更多的发展。这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幸运，这种纯真的情怀值得永远回味。
      马瑞恒现在在北京发展，前途无量。不知道他还能否记得那场吸引全班目光的扳手腕比赛，可否回忆起当年的青葱岁月情怀。

      春去夏至，只觉日月如梭，转眼间又是一年。期末考试结束，杨运龙在班里做总结，说我们班在年级是第六，大家都说：名次不错呀！杨运龙加重了语气，说：一年级一共只有七个名次，我们是第六。哦，原来还有并列的，这么说我们是第九。还不是最后一名，但已经没人庆祝了。
      我在班里的名次也是第九名，爸爸不满意不过也没说什么。还好，大家的心已经飞向了绚丽多彩的暑假生活。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