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潭文学
回 忆 父 亲
回 忆 父 亲
发布时间：2013-05-08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八个年头了，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的日子里，他的影子时刻萦徊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逝的，那天我正好在进行中央党校年底的结业考试。下午交完试卷后我急急地赶往医院，在病房中见到了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如柴的父亲，泪水不由得涌满眼眶。父亲拉着我的手对一旁陪护的哥哥说：“看到你的兄妹们都能走到人前去，我死也瞑目了，你们要照看好你们的妈妈，对你三弟玉令要帮补一些，他的日子不如你们，旃脾气直，容易伤人，工作中要多注意，学会宽容。”说到这里，父亲的呼吸有点急促，我急忙放下父亲的手，去呼喊医生，医生来后，迅速给父亲输上氧气，打了强心针，父亲慢慢地平静下来了，打手势让我们哥三个都到他床前去，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兄弟三个说：“你大哥为咱家出了力，你们要尊重他，不要计较不愉快的事情。你妈妈到咱家也没享什么福，你们要好好孝敬她，这也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情。”然后深深地望着我们，似乎询问嘱托的重任能否完成。我们兄弟三个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一定会让让他放心，一定会照看好妈妈，尊重大哥、关照弟弟、妹妹们。父亲听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眼中放射出少有的光辉，深情地环视了一下我们兄弟几个，对我说道：“我这一关怕是闯不过去了，我走后你不要对纶子讲，他正处在中招考试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影响了他的考试，要好好培养他，等他考上重点高中后，你再带他到我的坟前烧张纸告知我就行了。”说完之后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就这样，父亲带着对亲人和人生的无限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早年从开封师专毕业。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父亲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为了反抗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父亲随军起义并在共产党员施某（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中南局工作）的介绍下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工作。从1950年起在内乡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教师、小学校长、中学教导主任等职，教学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和同行老师的尊重和爱戴。
在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中，当时所谓的学校临时负责人张某，在学校举行的一次夜晚辩论会中，由于没有人发言， 就将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他转过头来对父亲说：“怎么没见你发言啊？是不是对党不满？”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领导的很好！我会有什么不满呢？”张某却一口咬定不发言就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父亲没办法只好说“我看什么都很好，就是马山食堂的饭里萝卜有点多。”对此张某如获至宝，对此无限上纲，抓住不放，咬定父亲对社会主义不满，让父亲停职进学习班，力主将父亲打为右派，经当时甄别，父亲属正常言论，不予定论。后来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张某口头通知让父亲回家。
1979年，父亲被平反恢复公职，补发了工资，返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教学岗位，直至81年退休。1979年平反后，父亲才了解到当时的真实情况。我父亲被白白冤枉了二十多个春秋，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被张某这样的小人葬送了，正值年富力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的大好时光也被荒废了。
在蒙冤回乡的二十多年中，父亲受尽了人生的各种磨难，含辛茹苦地劳动养家糊口、抚养子女。父亲回家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由于身单力薄，干活非常吃力，辛辛苦苦劳动一天，只得到七分的劳动报酬。父亲除了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还要做大量的义务劳动。不分白天夜晚，刮风下雨，只要村里有会议，父亲就被指派去通知会议，做不给工分的义务劳动。每遇到村里放电影、唱戏、接送电影机、戏箱道具就成了父亲“义不容辞”的义务。在一个深秋的下午，村里人称“大野驴”的革委会副主任要到城里参加“帮派会议”，让父亲和另外一位右派人员冒雨踩着泥泞把自行车抬到公路边，他要骑着去开会。父亲回到家时，已是晚上将近十点钟了，他浑身泥水，冷得直打哆嗦，感冒了三四天才好。那时通知会议的时间常常是夜晚或黎明。父亲每次都是劳动收工后，被指派去通知村组干部开会，一个二千多人的村庄，每通知一次会议要跑20多里路，耽误两三个多钟头的时间，有一次父亲劳累过度，晕倒在路旁，被过路人叫醒后送回家中，人称“大野驴”的“造反派分子”，不但不关心过问，还热讽冷嘲地说“娇气”。为此我姐姐还和“大野驴”吵了一架，
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只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养活全家，是生产队为数不多的“缺粮户”，每年每人只能分到36斤小麦，玉米、红著干之类的粗粮也不能填饱肚子，红薯叶酸菜几乎是半年的副食品，只有在春节或来客人时，才能偶尔吃到白面馒头或面条，平时都是红薯面汤煮红薯干，只是上午在红薯面汤里下几根黑豆面条和酸红薯叶，也就是最好的饭食了！
父亲有于长期营养不良，脚指、手指的指甲都凹陷下去了，不少人看到父亲羸弱的身体，都投以怜悯的目光，有的给一把青菜，有的给一瓢玉米面。家里既是有一点好吃的，父亲也都让我们几个兄妹吃了，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
母亲不会做针线活，兄妹穿的衣服，大都是二姨家表兄妹们退下来的旧衣服。父亲没有鞋穿找别人的旧鞋穿，有的鞋甚至是拼扇的鞋，有一年，父亲穿着烂鞋到地里割芝麻，尖锐的芝麻茬穿透鞋底，扎破了脚掌，伤口感染化脓，父亲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动。
十年动乱年代，物质极度馈乏，母亲又不会纺织。我们兄妹几个，几年也穿不到一件新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退下来，弟弟妹妹们接着穿。父亲的衣服更是破了补，补了破，好多年没裁过一件新衣服，有时亲友家里有红白喜事，请父亲去帮忙，父亲穿着破衣服，确实无法走到人前去，只好借别人的衣服穿。夏天光着脊背，冬天穿着空通袄，空脚穿着单鞋过冬，父亲的脚冻得裂口，鲜血直往外浸，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只到姐姐大一点，学会了做针线，父亲的穿着才好一点。
父亲一生勤劳简朴从不讲究吃穿，他的衣着虽然有点旧，但却十分整洁，上班后父亲也很少添置衣服，平时到镇上开会或办事，几乎从不在街上花钱吃饭，有时逢节气学校改善生活，父亲就把分得的那份好吃的东西带回家，分给我们小兄妹吃，有时甚至自己饿着肚子走回家。
父亲平反后，一直是步行到30多里外的学校上班，没有骑过自行车，没有戴过手表，退休也没有用到这两件东西。待我上班之后，父亲攒了三个月的工资，托在安阳当兵的表哥买了一辆飞鹰牌自行车给我骑，直到我来城里上班后，他老人家才舍得用这辆自行车。
父亲处处苛刻自己，从来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为了省点车费供养两个妹妹上学，父亲常常骑车来内乡给妹妹送衣服，要知道，从家到内乡有将60多里的路程，而且路况也不好，即使是年轻人骑这么远的路都有点吃不消， 更何况父亲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见到后有些于心不忍，劝他以后再来就坐车，不要骑自行车了，毕竟年龄大了。但是下次再看见父亲时，他依然是骑着自行车来给妹妹送东西。很多年过去了，父亲骑在自行车上那瘦小吃力的身影还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伴随在我的左右，激励我奋进。在他老人家走后的这些年，每逢他的忌日，清明、春节，我们兄妹几个都会到他的坟前祭拜，默默地向他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讲说自己的得失。虽然我们再也听不到父亲的教诲了，但值得父亲骄傲的是，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如今哥哥是优秀的会计师，两个妹妹是小学优秀教师，我本人是国家公务员，爱人是小学教师，我的儿子也没有让他爷爷失望，硕士毕业后，在一个中央企业上班。我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知的话，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父亲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逝的，那天我正好在进行中央党校年底的结业考试。下午交完试卷后我急急地赶往医院，在病房中见到了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如柴的父亲，泪水不由得涌满眼眶。父亲拉着我的手对一旁陪护的哥哥说：“看到你的兄妹们都能走到人前去，我死也瞑目了，你们要照看好你们的妈妈，对你三弟玉令要帮补一些，他的日子不如你们，旃脾气直，容易伤人，工作中要多注意，学会宽容。”说到这里，父亲的呼吸有点急促，我急忙放下父亲的手，去呼喊医生，医生来后，迅速给父亲输上氧气，打了强心针，父亲慢慢地平静下来了，打手势让我们哥三个都到他床前去，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兄弟三个说：“你大哥为咱家出了力，你们要尊重他，不要计较不愉快的事情。你妈妈到咱家也没享什么福，你们要好好孝敬她，这也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情。”然后深深地望着我们，似乎询问嘱托的重任能否完成。我们兄弟三个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一定会让让他放心，一定会照看好妈妈，尊重大哥、关照弟弟、妹妹们。父亲听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眼中放射出少有的光辉，深情地环视了一下我们兄弟几个，对我说道：“我这一关怕是闯不过去了，我走后你不要对纶子讲，他正处在中招考试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影响了他的考试，要好好培养他，等他考上重点高中后，你再带他到我的坟前烧张纸告知我就行了。”说完之后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就这样，父亲带着对亲人和人生的无限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早年从开封师专毕业。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父亲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为了反抗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父亲随军起义并在共产党员施某（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中南局工作）的介绍下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工作。从1950年起在内乡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教师、小学校长、中学教导主任等职，教学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和同行老师的尊重和爱戴。
在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中，当时所谓的学校临时负责人张某，在学校举行的一次夜晚辩论会中，由于没有人发言， 就将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他转过头来对父亲说：“怎么没见你发言啊？是不是对党不满？”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领导的很好！我会有什么不满呢？”张某却一口咬定不发言就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父亲没办法只好说“我看什么都很好，就是马山食堂的饭里萝卜有点多。”对此张某如获至宝，对此无限上纲，抓住不放，咬定父亲对社会主义不满，让父亲停职进学习班，力主将父亲打为右派，经当时甄别，父亲属正常言论，不予定论。后来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张某口头通知让父亲回家。
1979年，父亲被平反恢复公职，补发了工资，返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教学岗位，直至81年退休。1979年平反后，父亲才了解到当时的真实情况。我父亲被白白冤枉了二十多个春秋，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被张某这样的小人葬送了，正值年富力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的大好时光也被荒废了。
在蒙冤回乡的二十多年中，父亲受尽了人生的各种磨难，含辛茹苦地劳动养家糊口、抚养子女。父亲回家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由于身单力薄，干活非常吃力，辛辛苦苦劳动一天，只得到七分的劳动报酬。父亲除了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还要做大量的义务劳动。不分白天夜晚，刮风下雨，只要村里有会议，父亲就被指派去通知会议，做不给工分的义务劳动。每遇到村里放电影、唱戏、接送电影机、戏箱道具就成了父亲“义不容辞”的义务。在一个深秋的下午，村里人称“大野驴”的革委会副主任要到城里参加“帮派会议”，让父亲和另外一位右派人员冒雨踩着泥泞把自行车抬到公路边，他要骑着去开会。父亲回到家时，已是晚上将近十点钟了，他浑身泥水，冷得直打哆嗦，感冒了三四天才好。那时通知会议的时间常常是夜晚或黎明。父亲每次都是劳动收工后，被指派去通知村组干部开会，一个二千多人的村庄，每通知一次会议要跑20多里路，耽误两三个多钟头的时间，有一次父亲劳累过度，晕倒在路旁，被过路人叫醒后送回家中，人称“大野驴”的“造反派分子”，不但不关心过问，还热讽冷嘲地说“娇气”。为此我姐姐还和“大野驴”吵了一架，
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只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养活全家，是生产队为数不多的“缺粮户”，每年每人只能分到36斤小麦，玉米、红著干之类的粗粮也不能填饱肚子，红薯叶酸菜几乎是半年的副食品，只有在春节或来客人时，才能偶尔吃到白面馒头或面条，平时都是红薯面汤煮红薯干，只是上午在红薯面汤里下几根黑豆面条和酸红薯叶，也就是最好的饭食了！
父亲有于长期营养不良，脚指、手指的指甲都凹陷下去了，不少人看到父亲羸弱的身体，都投以怜悯的目光，有的给一把青菜，有的给一瓢玉米面。家里既是有一点好吃的，父亲也都让我们几个兄妹吃了，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
母亲不会做针线活，兄妹穿的衣服，大都是二姨家表兄妹们退下来的旧衣服。父亲没有鞋穿找别人的旧鞋穿，有的鞋甚至是拼扇的鞋，有一年，父亲穿着烂鞋到地里割芝麻，尖锐的芝麻茬穿透鞋底，扎破了脚掌，伤口感染化脓，父亲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动。
十年动乱年代，物质极度馈乏，母亲又不会纺织。我们兄妹几个，几年也穿不到一件新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退下来，弟弟妹妹们接着穿。父亲的衣服更是破了补，补了破，好多年没裁过一件新衣服，有时亲友家里有红白喜事，请父亲去帮忙，父亲穿着破衣服，确实无法走到人前去，只好借别人的衣服穿。夏天光着脊背，冬天穿着空通袄，空脚穿着单鞋过冬，父亲的脚冻得裂口，鲜血直往外浸，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只到姐姐大一点，学会了做针线，父亲的穿着才好一点。
父亲一生勤劳简朴从不讲究吃穿，他的衣着虽然有点旧，但却十分整洁，上班后父亲也很少添置衣服，平时到镇上开会或办事，几乎从不在街上花钱吃饭，有时逢节气学校改善生活，父亲就把分得的那份好吃的东西带回家，分给我们小兄妹吃，有时甚至自己饿着肚子走回家。
父亲平反后，一直是步行到30多里外的学校上班，没有骑过自行车，没有戴过手表，退休也没有用到这两件东西。待我上班之后，父亲攒了三个月的工资，托在安阳当兵的表哥买了一辆飞鹰牌自行车给我骑，直到我来城里上班后，他老人家才舍得用这辆自行车。
父亲处处苛刻自己，从来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为了省点车费供养两个妹妹上学，父亲常常骑车来内乡给妹妹送衣服，要知道，从家到内乡有将60多里的路程，而且路况也不好，即使是年轻人骑这么远的路都有点吃不消， 更何况父亲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见到后有些于心不忍，劝他以后再来就坐车，不要骑自行车了，毕竟年龄大了。但是下次再看见父亲时，他依然是骑着自行车来给妹妹送东西。很多年过去了，父亲骑在自行车上那瘦小吃力的身影还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伴随在我的左右，激励我奋进。在他老人家走后的这些年，每逢他的忌日，清明、春节，我们兄妹几个都会到他的坟前祭拜，默默地向他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讲说自己的得失。虽然我们再也听不到父亲的教诲了，但值得父亲骄傲的是，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如今哥哥是优秀的会计师，两个妹妹是小学优秀教师，我本人是国家公务员，爱人是小学教师，我的儿子也没有让他爷爷失望，硕士毕业后，在一个中央企业上班。我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知的话，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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