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碾碎了一切封建旧制，数以千计的封建时代官署衙门近乎绝迹时，内乡县衙这个封建时期最基层的办事机构得以侥幸留存，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内乡县衙凭借庞大的建筑群、齐备的规制，独特的建筑艺术、底蕴丰厚的衙门文化开创了全国古代衙门的先河。灵秀的匾联文化成为衙门文化的主流，折射了古代官吏的廉政思想、文化艺术、从政理念。二堂屏门上悬挂的“天理国法人情”匾额成为县衙众多匾联中的中心亮点，让过往游客流连拍照、品味思想。

        辩证关系：“天理国法人情”这里的“天理”指天然的道理、自然的法则，广义的“天理”也指良心。它居第一位，是因为国法可能会有不当之处，人情可能会有偏私之处，但天理难违，公道自在人心。“国法”是指国家的法纪。但这里的“人情”，并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私情，它指的是民情或民意（唐代以前为“天理、国法、民情”，唐朝为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把民情改为人情，沿用至今）。这六个字就是给县官一点判案的启示——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民情。其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自己在处理政事时，能够冷静分析事情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了解各个层面的利害关系。这也是知县施政办案的基本纲领。

        作用和意义：当知县坐在二堂上,抬头可见对面屏门上所悬“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旧时二堂又称“琴治堂”或“退思堂”，是知县对一些大案、要案进行预审及一些民事案件调解息讼的地方。清代，知县集一县行政与司法职权于一身，处理一方案件是其重要职责，此匾悬挂于此有其特殊的含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观念中，立法是一个总结“人情”、整理并升华“人情”的过程；司法是“人情”在争论事件中的演练或操作过程；守法即是以法律化的“人情”约束个人私欲的过程，衙门的司法处处必须体现人情、满足人情。内乡县衙二堂屏门的“天理国法人情”，也是强调司法过程中要处理好人情。

        中国自两汉开始，儒家理论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政治指导原理，就确立了所谓“德主刑辅”的传统政治原则。法律从秦汉时期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国家被认为应该在其他地位更高、包容性更大、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指导下，实施运用于各个具体案件。这些原则就是所谓的“天理”、“人情”，亦即“情理”。只会简单按法办事的法官都被视为“俗吏”，真正的士大夫为官处事应该是能够站在法律之上，瞻前顾后，以天理、人情或情理协调法律的才是理想的法官。